长期以来，人类通过无穷智慧来改造自然，不断汲取物质生产资料来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先后创造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但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人类高度发达的文明背后是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2]，诸如全球变暖、土地荒漠化加剧、空气和水资源污染、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人类漠视自然价值、藐视自然尊严的态度带来生态系统平衡机制的失效[3]，生命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被阻隔，物质与能量在生态循环的链条上不能有效传递，生命体因接收不到物质供给而导致衰亡，这使得人与其他生命体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4]。如今，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劫难：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增无减导致海平面上升、核废水排放导致海洋生态恶化、极端高温天气致人死亡、沙尘暴频发等对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均造成严重影响，这表明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不仅危害人类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也会危害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5]。卡逊的观点引起人类强烈反思，人类开始内省检视自己的行为，逐步意识到尊重和善待自然的重要性[6]。但是生态环境问题往往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程度深，即使人类已经开始生态环境治理很多年，某些生态环境问题短时期内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流域是以河流湖泊为纽带的陆地生态系统基本单元[7]，具有完整的生态过程，是自然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紧密关联共同构成的复合大系统，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互惠的最优生态综合体单元[8]。然而，现实的境遇却是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剧导致固有生态法则破坏，流域生态系统出现严重紊乱[9]，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生境质量下降、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迫切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理论与实践使流域人地关系走向协调与平衡，对于生态环境敏感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的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则更为迫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流域作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单元[10]，遵循自然规律开展流域尺度上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11]。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保护与治理应当基于系统思维统筹安排，促进不同要素的耦合协调与健康发展。然而流域治理危机不仅是地域空间和资源要素的问题，也是多元主体和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问题。因此，面向生态危机与国家战略需求，亟待吁求流域共同体的出场。流域共同体从流域尺度上统筹多元主体、空间要素与社会经济为一个共同体，以宏阔和有机整体的认知视域指引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以相对系统全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以缓解流域人地矛盾关系和响应生态文明建设，重塑人地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是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其保护治理工作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12]，早期多以不同类型生态系统重建为途径[13]，在人为活动辅助下创造或促进生态系统发展，保护和治理目标相对单一。当前，内陆河流域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实践仍滞后于理念，存在保护治理目标单一、治理理念系统性不强、保护与治理各个子项目关联性不足、保护治理仍以工程措施为主等问题，亟须以更宏阔、更系统的视野构建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理论框架。因此，本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思想挖掘流域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界定流域共同体概念内涵，剖析其结构构成体系和特征；并以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为例，构建内陆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理论框架，以期为流域系统治理、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1 流域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流域共同体试图对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以缓解区域人地关系矛盾和响应生态文明建设，重塑人地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流域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支撑起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的理论指导和促进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就在于流域共同体产生于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流域共同体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过程哲学中的有机整体主义思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以及流域生态学理论。挖掘和整合这些理论思想的核心观点来构建流域共同体理论基础体系(图1)，为流域共同体的生成和运演提供智慧之源和思想动力，推动流域共同体理论体系为流域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图1 流域共同体理论基础体系图 早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就出现在道家和儒家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天”通常指自然界以及自然法则，“人”则指人类自身，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一体，强调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环境，以维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性[14]。倡导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强调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还强调人类自身通过修炼心性、提升道德品质以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和谐，最终实现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从物质层面来看，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珍惜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精神层面来看，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要求人类以仁心待物和顺应自然规律；从文化层面来看，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传承和弘扬，加深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引导人们形成更加科学、环保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物质、精神和文化层面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天人合一生态伦理的基本框架，在历史沉淀中累积了博大精深的包容性和厚重感，为解决中国和全球现实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