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超大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展转变为内涵式提升，打造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可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超大城市的发展与都市人民的生活分别对应社会运行的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践两部分，两者之间的关联耦合需要多尺度空间中介支撑和生活主体的意义赋予。职住分离、潮汐交通、双城生活等经验证明，当前大都市日常生活在由固态的现代性向液态流动的现代性转变(齐格蒙特·鲍曼，2018)。流动性促使都市居民的时空观念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实践处于配合城市整体空间生产进程的被动状态，然而，具体生活实践和空间感知影响人们对城市整体的评估判断，并最终表现在人作为城市建设关键生产力发展去留的抉择上。 便利店作为城市一刻钟生活圈建设中重要的实体空间，位列要素禀赋前列(商务部，2024)，成规模的门店证明其已成为城市空间系统的一部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24)。既有研究将便利店划归为邻里商铺，并统一定位为具有社会凝聚能力的现代城市“地方”重构力量(李翠玲，2025)，网络话语、文学作品更是将便利店直接与“温暖”“治愈”挂钩，这足以表明便利店凝结着某种社会性情感因素，影响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但众所周知，便利店是现代化标准商业的代名词(乔治·瑞泽尔，1999)，同时便利店作为连锁商业的一种，仅被笼统地放在标准化非地方结构功能体的语境中探讨(何瀚林 等，2014)，尚且缺乏对便利店这类小尺度空间的深入剖析。城市系统的生活舒适度取决于多元化且成体量的小尺度空间的形塑过程，人与实体空间的互动组成流动且具象的城市日常生活。不同于主题化的大型消费空间，以便利店为代表的小型空间类似于“插件”植入城市生活系统，成为家门口的社区基础设施，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物质需要，即偏重生活必需的满足而非休闲娱乐。因此，从便利店切入，探究超大城市空间发展与都市人民生活建构的关联，以小见大，可挖掘超大城市为生活主体创造有机联结的可能性。本研究主要探讨2个问题：人们在与便利店互动过程中如何产生有关超大城市生活的地方感？标准化非地方空间上产生地方性的结果映射出人与城市怎样的互动关系？以期有助于剖析小尺度空间在超大城市整体发展和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社会价值，为建立城市生活有机联结提供启示。 1 既有研究回顾 讨论人与超大城市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结建构，需聚焦人和物理空间的互动过程和情感性生成结果。“附近”是近年来学界与公共话语热议的话题，所谓“附近的消失”即是当前人们在以大都市为生活载体的现代社会中，难以建立具有主体性的生活联结，传统亲缘关系在高速流动的生活节奏中变得遥远而抽象(项飙 等，2022)。在跨界的探讨与互动中，“附近”逐渐从话题演变为体系化的知识概念，强调现代生活中人的主体性能力，即“附近”是人“构造社会”的工具，人在和不同单位的互动中形成自我感知并再反馈到新的行动中，动态地形成自己的生活秩序(项飙，2025)，便利店等小尺度空间即是此处所指的不同单位之一。然而，现代生产技术变革推动生产结构调整，个体在城市劳动生活的重复性体验也使理应充满张力的日常生活被淹没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郑震，2011)，原本能安放情感关联的城市变成纯粹的功能性空间。消费空间作为一种刺激介质，基于空间意象营造丰富个体生活，宜家(蔡少燕，2021)、迪士尼(陈丽慧，2022)乃至空间尺度更小的民宿(吕宛青 等 ，2025)、酒吧(黄燕华，2023)等，均以制造情感共鸣为手段，通过突出消费行为对于日常生活的异质性刺激消费者，实现情感性建构，完成消费空间对人的情感俘获。但所得表征性空间结果不一定完全符合资本建构预期，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全球标准化消费空间在本土挪用中成为具有休闲和仪式意义的都市生活场所(阎云翔，2006)。究其原因，类似凸显休闲体验的消费空间以异质性刺激消费者，使之释放情绪以至生成羁绊，消费实践过程中人们发挥能动性，使消费空间真正“为我所用”。 进一步细分消费空间，当其以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s)为主要定位时，则表现出以空间物质性支持社会联系的社会性功能(Latham & Layton，2022)，人与空间的互动趋于日常化，这在菜市场(刘彬，2020；钟淑如，2022)、乡村快递站(林颖等，2024)等日常基础设施中较为明显。这类小尺度空间汇聚人群的功能，为特定的共同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Klinenberg，2018)，以实体空间为载体承载日常行动，融入具体的生活节奏中，更容易持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小尺度空间的社会功用与融入形式类同于城市空间系统的“插件”。插件的原初含义来自计算机科学，指一种遵循一定规范的应用程序接口编写出来的程序，其只能运行在程序规定的系统平台下，而不能脱离指定的平台单独运行。概言之，插件依赖系统运行，以实现体验优化。对小尺度空间冠以插件定位并非空穴来风，城市空间规划中的“插件式”城市设计(Plug-in City Design)(乔恩·朗，2008)聚焦于基础社会元素和设施的战略性建设，将城市空间定义为“单一的巨大结构框架”和“无数的模块单元”的插嵌组合(Banham，1972)。同时，当前在城市存量空间提升工程的行动策略中，“插件式”修补模式既满足城市更新“小规模、渐进式”的行动意志，又是建构城市有机生活的先决基础。因此，本研究认为可将小尺度社会基础设施定义为插件空间，以实现对其关注视野兼顾城市生活系统的整体性，这可避免仅仅从商业地理学视角讨论其空间经济理性收益的局限性。然而，仅依靠配套的基础设施空间或是纯粹经济理性的城市规划还不足以形成有机生活(Holston，1989)，插件空间的数量规模只是实现具体个人与城市系统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附近”概念的基本属性还包括社会性与情感性(严飞，2022)，因此关键在于搭建主体近身范围的生态关系框架(吴恩楠 等，2024)，形成人与空间的相互依赖。 空间的情感意义对应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理论。地方的学理性意涵即指一个被赋予意义、情感、记忆和价值的可感知空间。地方性是地方自身具备的特点，是外来者能感知到的特性，也是地方长期积累的文化和人们对地方的社会性认同(Bradbeer，1990)。地方感是构成地方性的重要维度，体现人与环境主体性互动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一种浪漫的、怀旧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方式，其形成需要时空的连续性。段义孚认为，物质空间的地方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是从一般空间转变为地方的过程(Tuan，1977)，建立关联的过程即是人的感官感知作用的环节。便利店的原始属性是商业性的连锁消费空间，是典型的非地方空间，即不具备天然归属感，没有人际关系与历史性沉淀的标准化生产空间(马克·欧杰，2017)。非地方是作为地方的反面概念被提出的，两者因人的空间感知与相应产生的地方感可实现相互转化。在青年数字游民(徐琳岚 等，2023)、南海渔民(陈洪福 等，2022)等人群的人地关系研究中，均呈现出地方性能在流动情景中生成的结果。但该类研究缺乏人地之间涉及空间的整体性视野，研究焦点偏重人的感知生成过程。因此，单一的地方理论难以支撑人与空间双重主体的互动讨论，难以明晰具象空间内部的结构性要素，并进一步将地方与非地方之间的转化过程抽象到中层，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中观知识。城市空间是一个动态运转的大尺度系统性空间，内部任何小尺度空间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孤立个体，对内部小尺度空间社会性的探索必须考虑其所处的结构系统，便利店渗透城市生活的经验指明，兼顾空间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更适合本研究对空间情感意义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