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习近平2016：18），“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同上：24）。清晰的概念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成熟又是知识体系完善的重要标志。翻译（学）自然不能例外。然而，围绕“翻译”设置的学科属性并不清晰。根据2022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翻译是一级学科“文学”下属的独立专业学位学科，另据《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试行版），翻译学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二级学科。此外，人们对于“应用”“应用翻译”及“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解也较为含混。 本文认为，翻译专业学位和翻译学学位都应同属于一门学科。彼此的侧重内容虽有所区别，但不能偏离“翻译”这一核心概念。其中，应用翻译研究承载着义不容辞的使命。表面上看，“近数十年来，翻译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巨大变化，翻译界唯文学翻译独尊的现象不再。在我国大规模的翻译实践中，面大量广的应用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在译界已成主流”（方梦之2024b：6）。但实质上我国自主的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并不完备。原则上说，应用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在中国自主的翻译（学）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之后，才谈得上中国自主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但这并不妨碍通过构建中国自主的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来促进中国自主翻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自主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内在逻辑，提出相应的构建路径，以期推动中国翻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发展。 2.中国自主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 中国自主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由五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基本概念组成：中国、自主、应用翻译研究、知识和体系。概念的意义只能在关系中产生，这五个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网格，共同构成中国自主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理解此科学内涵的前提是明晰它们各自在整体系统中的所指和能指。 第一，“中国”赋予了中国应用翻译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地缘色彩和话语标志，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鲜明的民族特征。刘建军、张丹琛（2024：16）认为：“从一般人类属性和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性和超越特定国家范畴的意义。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但不同国家在面对自身社会和文化背景时，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却呈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和解释方式。”翻译以全球化共性为基础，翻译的问题，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应用翻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这并不能抹杀翻译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具体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的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意味着应用翻译研究重返中国本土语境，着力于汲取中国优秀传统翻译思想，关注中国实际国情与应用翻译研究现实状况，回应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发展与应用翻译事业转型的需求和问题，突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第二，“自主”突出了建构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体现了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学者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意识，表明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具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意愿和独立发展的行为取向。中国翻译研究的学科化进程，不可否认地受到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学科概念本身就源自西方，借鉴外来资源无可厚非，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习近平（2016：18）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此处的关键在于，“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同上）。中国有中国的翻译实际问题和现实需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翻译研究知识体系替代中国的翻译研究知识体系，也不能用西方的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替代中国的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自主意味着主动采用中国话语，归纳中国本土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原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越是具有自主性，就越有能力凸显其特殊逻辑并发挥其功能效果。 第三，“应用翻译研究”体现了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原创性和区分性。它是对西方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概念以及我国应用文体翻译研究（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文学翻译形成对应关系的应用翻译，自古以来一直作为社会现实而存在，而且事先存在于某种研究话语框架之中。但是，“应用翻译”这一理论性概念的提出，则将与此相关的问题积集起来，构成了相应的区分性考察对象。如果说应用翻译及其研究构成相应的系统，那么系统内外如何形成有效协同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将应用翻译及其研究视为一个场域，那么该场域中的竞争性话语争夺必然成为其突出特征。将应用翻译及其研究作为整体的考察对象，有益于考察应用翻译的宏观及微观问题，为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提供一个整体性把握框架，不仅突出其区分性特征，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对牵涉应用翻译研究的知识有更为深刻系统的了解，最有效地把握应用翻译研究的特性、观点、功能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人们对应用翻译及其研究的特殊认识。 第四，将应用翻译研究与“知识”结合起来，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延续性和专业性。王晓路（2021：264）认为：“每一个文化区域的群体在其发展阶段中，都会通过文字符号将经验汇集为命名系统并成为局部知识的起点。”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只有以知识的形态才能行之久远。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往往囿于“知识的翻译”，简单地将翻译视为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中介，掩盖了翻译本身创造知识、翻译知识就是知识的客观事实。喻旭东、傅敬民（2022：23-27）认为，知识包括编码知识与未编码知识、传播的知识与未经传播的知识，所有经由媒介符号传播的知识都是翻译知识，具体呈现为三种延续性形态：1）结构化翻译知识，即经由翻译进入目标语社会和文化且基本保持了原本内容和形式结构的外来新知；2）重构性翻译知识，即经过译者和读者阐释、与新的知识语境产生融合的本土化知识；3）议题化翻译知识，即人们围绕所翻译的知识进行探索而形成的理论与应用知识，同时也包括以多模态形式对所翻译知识的普及化扩散性知识。翻译知识所蕴含的逻辑表明：它不仅包含了经由翻译而来的知识，而且翻译本身就创造了知识。为翻译在知识中确定相应的体系化位置，为应用翻译在翻译中确定相应的体系化位置，并非受制于某种压制性力量，而是由竞争性话语以及分类来界定的。体系化知识的建构，使得人们对翻译及应用翻译的观察得以进一步深入，在丰富人们对翻译及应用翻译的认识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知识，有益于揭示知识的分布结构及其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