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方言尚待深入研究的几个课题

　　在全国的方言中，闽方言的历史不算最长，但是，历来就备受中外的学者们关注。九百年前北宋中期出版的《集韵》就注释了闽方言的“囝”：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又，“沝，之诔切，闽人谓水为沝”，当时，王审知在福州建立闽国（公元909年）还不到百年。又如，闽人做诗“歌豪不分”，在南宋就被诗人陆游（1125-1210）取笑了。可见，闽方言的词汇和读音很有特色。清代学者发现的“古无轻唇、古无舌上”（指上古音），如今也只有在闽方言保留得最充分。一百年前罗常培刚到厦门大学任教，就发现了“厦门字音话音的转变”（下详）；稍后，“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1930年陶燠民就发表了《闽音研究》，披露了福州话的“声母类化”和“连读变调”等重要特点。所有这些都说明闽方言在许多方面都确实有重要特征，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这些特征研究透彻。本文想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探讨闽方言的特点，把闽方言的学科体系建设提到新的水平上来。

　　一、关于闽方言文白读的研究

　　罗常培一到厦门就搜集闽南话的韵书和教会罗马字拼写厦门话的词典，并找来本校教授林藜光记录厦门音。他一上手就明确指出：“各系方言的读书音跟说话音都有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所以本地人发音时特别要声明‘孔子白’怎么读，‘解说’怎么读。这一点要算是厦门话（至少也可以说是福佬语系）的特质之一”[1]。现在所说的“文白异读”其实还没有“字音话音的转变”准确。“字音”是本地的塾师根据《广韵》的反切或现代普通话标准音“折合”出来的读音；“话音”则是本地人说话时所用的音。两种不同的音确实是一种存在着互相对应的“转变”，而不是可以“互换”的“异读”。从来源和性质说，“读书音”是和古今“通语”存在音类对应的“文读”，“说话音”则是用方言说话时的“白读”。事实上，就闽方言而言，“文”与“白”未必都是读书音和说话音之别，有的文读音也可以用于说话，例如：“雨水”说话时用文读音[u[.3]sui[.3]]，是“节气”的名称；用白读音[ho[.6]tsui[.3]]则是下雨时从天上落下的水；白读也可用作读书音，例如，读书时见到“明白人”读为[bing[.2]pik[.8]la[.2]]，“明白”是文读音，[la[.2]]一般人认为是“人”的白读，其实，本字是“侬”。还有，“文白读”也未必是二者并存的“异读”。有的字只有文读音、并无白读音，如：“法、发，骄、角、的确、户籍”；有的字只有白读音、并无文读音，如“起去、器械、弃、汽、歯”。有时，同样的字组成的双音词，用文读或用白读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例如：“诚实”用文读音[si[.2]sit[.8]]，意思和普通话一样；用白读音[tsiã[.2]tsat[.8]]，是方言词“挤得很紧”的意思。如果是有文白并存的字音，在具体的词里常常并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异读”，大多是分别固定在语词之中的一种读音。例如：“作息”表示“作息时间”只能用文读[zok[.7]sik[.7]]；表示“作息辛苦”[，（干活辛苦）]只能用白读[tso[.7]sit[.7]]。“加工”用文读音说[ka[.1]ka[.1]]，只能用于“加工厂、来料加工”；用白读音说成[ke[.1]ka[.1]]就成了“多此一举”或“更加费事”。另外，文白读也未必是一对一的，可能“一文多白”或“一白多文”。例如：“方”只有一个文读[ho[.1]]，白读则有两种：[h[.1]][，（药方）]，[p[.1]][，（姓方）]。“可以”的“可”有两种文读：[k[.h]o[.3]/k[.h]õ[.3]]，却只有一种白读：小可[sio[.3]k[.h]ua[.3]]（意为“稍微”）。从读音的来源说，文白读是从字音的“音类对应”来辨认的，文与白都是不同时代形成的，这就是方言语音演变过程中的不同历史层次。此外，文白读也不是单纯的字音的变读，而是和字在词语里的语义、语体和语用都有关的现象。如前所述，文读可以是中古音反切或普通话读音的“折合”；白读则可能是比中古音更早的“上古音”的留存，也可能是普通话读音的模仿。例如“下放”，读文读音[ha[.6]ho[.5]]用于“干部下放”，“放下”读白读音[pa[.5]he[.6]]意思是“学校放学”。调查研究闽方言一定要非常关注不同地方的文白读的异同：存在文白读的字有哪些，其中声母、韵母和声调各方面都有怎样的对应规律。

　　从总体上看，文白异读的研究并不是闽方言研究所专有的。从性质上说，它反映了古今通语对方言的影响度的大小。文读是受共同语影响而来的，白读是方音演变中自身的传承或创新。不同方言的文白异读有明显差异，这反映了方言是否乐于接受共同语语音的影响。闽方言之所以文白异读比其他方言都多，是因为闽方言地区的崇正意识强，有尊重通语的习惯。清初的雍正皇帝鉴于闽粤方言难懂，地方官员来京不能通话，曾下诏令要求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福建的学者比较重视，后来就有闽清人黄绍武编过《闽音正读表》，漳州人蔡伯龙则编过《官音汇解》，漳浦人张锡杰编过《官音便览》，该书不但分别官音和方音，还联系到词汇差异。后来在所编的地方韵书之中，有的还用罗马字加注正音，如1906年钟德明所编《加订美全八音》。辛亥革命后不久，国民政府公布了注音字母，兴起国语运动。在福建省，识字教育很快就采用注音字母教学“国语”，连马来亚的闽南人都及时响应，用注音字母的课本来教习中文。在其他方言区，对待通语语音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除闽方言之外，吴方言的文白读也比较多，粤方言就很少。按照李荣先生的说法，北京话的文读音是本地固有的，外地方言则相反。这显然是因为北京话作为汉语古今通语的基础方言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可见，不同方言存在着文白读的字有多少，对应规律是否整齐，和地方方言的语言地位、文化背景都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就闽方言来说，沿海的闽方言文白异读多；内陆的闽方言文白异读少；闽南方言中，漳泉厦台的闽南话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字有文白之分，粤东闽南话和雷琼闽方言有文白之别的字就少，潮汕话白读多、文读少，海南闽方言还有不少“训读”。在闽方言内部，有关文白读的字的多少、对应的类型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至今还没有很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用力的空间还不小。

　　二、关于闽方言和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

　　语言接触是和“谱系树演变”不同的另一种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前者是横向的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者是同一语言的纵向分化或整合。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演变。当然，有时两项也会有所交叉，同一语言的分化兼有周边语言的接触和影响。闽方言分布很广，不但省内外，与诸多汉语方言都有接触，如在福建省，中古之后与吴语、客赣语都有不同深度的接触，有的已经蜕变为非闽语，如邵武、光泽、建宁一带是“闽语赣化”，浦城北大半则是“闽语吴化”。在潮汕一带的闽南话，与粤方言接触多，受影响也大。近代以来因为福建本乡人多地少，生活无着，沿海闽人纷纷沿着东南海岸，到粤、台、浙和南洋各地谋生，定居于东南亚多个国家。占着南洋华人过半数的闽南人所说的闽南话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印尼语就有密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这就使闽方言成了研究不同语言和方言接触的富矿。要透彻理解闽语的内部差异也必须认真考察语言接触造成的种种变异，这方面也有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例如，内陆闽方言和西邻的客赣方言的长期接触，不但有闽方言的“赣化”和“吴化”，还使闽北、闽中方言也发生不少变异：在闽北本地还把闽北方言分为东西两片，西片的建阳、崇安吸收了更多的赣方言成分；在南片的金溪流域（将乐、泰宁、明溪）则有闽客赣三种方言的“渐变式”过渡带[2]。在闽南方言西侧的龙岩、南靖、平和、诏安还有闽南话和客家话的狭长的双方言长廊[3]。至于分布在本省和外省的诸多“闽方言岛”，由于长期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而发生许多变异[4]，如今这类方言岛多已处于濒危状态，有的已经很难找到理想的发音人了，调查尤为迫切。还有，莆仙方言本是闽南话，后来因受闽东方言的深度影响，成了带有闽东、闽南方言的“混合语”性质的一区[5]，如今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语料，如能详加比较，论证其混合的方式和性质，探索其保存和取舍的具体规律，肯定还能为汉语方言的接触研究作出可贵的贡献。此外，台湾的闽南话和厦门话同样是由漳腔和泉腔混合而成的“漳泉滥”，究竟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漳与泉都各有哪些优胜劣汰？所占比例有多少？演变的过程中如何竞争来决定胜负，如果经过深入比较和分析，也一定可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