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擘画了新蓝图，并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1]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然要求统筹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而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连通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贯通文化强国与平安中国建设。同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等主要目标，并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文化与安全领域的重要事项进行了部署[2]。对此，不论从政策实践看，还是从学理意义看，公共文化服务早已是繁荣文化事业、增进社会文明的主要内容，更与国家文化安全契合相通。公共文化服务能够为推进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框架载体与行动平台，从而使国家文化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本身也应成为“十五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跃迁的目标之一。通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会议关于“十五五”时期文化与安全领域的谋划部署，本研究着重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为什么能巩固国家文化安全屏障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 1 文献综述 从学术进展看，学界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已积累了丰硕成果，但仅有少数成果涉及国家文化安全与公共文化服务相互结合的内容，缺少直接以公共文化服务和国家文化安全为并列主题的研究成果。从这一角度看，探讨以公共文化服务巩固国家文化安全屏障的机理、路径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的新颖性，而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具体而言，学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构成了本研究的学术参考。其中，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方面，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价值、出场逻辑、维护路径基本形成了一定共识，并已有个别成果在内容上提及了公共文化要素。例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括公共文化[3]。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方面，也有少数成果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并基本围绕图书馆这一特定主体展开。学者们肯定了图书馆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职责，认为图书馆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可以发挥多重角色作用且具有无可取代的特殊地位[4-5]；并围绕构建图书馆新安全观[6]、探讨公共图书馆安全信息服务模型[7]、分析《公共图书馆法》的安全观[8]等主题进行了研究。这些聚焦图书馆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与国家文化安全互动结合的研究范畴，具有较高借鉴价值。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就整体意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逻辑理路、实践进路展开专门深入讨论，难以匹配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相统筹的现实需求，为此，本研究力图在这一方向作有益补充。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思辨研究法[9]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围绕国家文化安全与公共文化服务互动结合这一核心主题进行逻辑辩证分析。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理论思辨、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等方法，旨在阐明国家文化安全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机理，进而提出巩固国家文化安全屏障的公共文化服务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分别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阐明了国家文化安全何以出场以及当前面临的风险，并结合实践与经验分析给出了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的理论阐释与主题回应。其中，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本研究着重从全球化、多元化、数字化三重维度与“沉下去”“走出去”“新起来”三大面向探讨“十五五”时期巩固国家文化安全屏障的公共文化服务进路。 3 国家文化安全及其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的解释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由近代化催生，由全球化激发。伴随中华民族文化安全意识觉醒、文化主体性建构等进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新时代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而公共文化服务构成文化事业的基本内容，又与国家文化安全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可以互补共进、相得益彰。 3.1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出场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扶危定倾的苦难辉煌历程中生发。近代以来的世界史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建立并肆意扩展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这种强对弱、西方对非西方的冲击和破坏扩展到文化领域，导致相应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出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只有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10]。同时，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往往与文化安全意识觉醒相伴而生。鸦片战争以来的东西学之争、体用之辩就是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列强及其文化入侵进行的文化自省与自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实践实际也是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充分觉醒且转化为实践，并与巩固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相互结合的过程。 国家文化安全从意识觉醒、问题关切转为政策主题则由全球化催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全球化成为趋势，文化成为构成一国综合国力、影响国家竞争状态的软实力。国家文化安全成为更加迫切的政策问题。借助全球化浪潮，西方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及贸易规则对外展开强势的文化输出。同时，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在文化领域不仅没有消解，反而进一步强化，“文明的冲突”由幕后走到台前。以上种种促使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安全危机开始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在这一点上，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西方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是造成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11]。而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同样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既要应对西方各种形式的文化冲击，又要面对多元思潮纷纭激荡以及精神文化领域出现的众多问题。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政府政策议程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