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术研究是一个复杂、长期、反复、持续的调研、学习与创新的过程，建立在广泛且深入的学术信息搜集与阅读基础上[1]。在寻求合适的研究选题、开展研究设计、获取必要的文献支撑等环节，研究者容易面临需求模糊，学术信息筛选、阅读、整合与利用等难题，这不仅阻碍研究的顺利进行，还可能引发烦躁、焦虑、沮丧、愤懑等消极情绪，导致规避与退缩[2]。对于科研经验不丰富的学生群体而言，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探索性可能带来更多挑战，如难以定位信息、无法明确信息需求等问题，这些困难会削弱学术自信，甚至引发学业挫折[1]。据统计，近年来研究生群体中的抑郁症患病率有升高趋势[3]，学生们的身心健康状况令人担忧[4]。因此，关注学术信息搜寻情境下的挫折问题，构建学术信息搜寻挫折的测量工具，有助于识别引发挫折的因素，提出有效的挫折应对干预，增进学生们的学术自信和科研韧性。 关于“挫折”的涵义，词典给出的定义是人们进行目的性活动时遇到障碍、压制、削弱或停顿[5]。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挫折既被定义为一种消极情绪，也被定义为一种受挫情境，还被定义为二者的综合体[6]。借鉴组织挫折[7]、工作挫折[8]、学术挫折[9]等结合具体应用场景界定挫折的方式，学术信息搜寻挫折可以理解为开展信息搜寻活动时，个体的目标实现受到阻碍，导致预期与现实存在差距的状态，以及该状态下用户产生的复杂情绪体验[6]。来自任务、用户、检索交互等因素的影响都可能引发用户遭遇困难和障碍[10]。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图书馆焦虑[11]、信息焦虑[12]、情感负荷[13]等理论都探讨过用户与信息交互时产生的以焦虑为代表的负面情绪，形成了相关的量表。学术信息搜寻活动通常是目的较为明确的信息获取过程，服务于具体的科研任务。挫折往往与人们已经开展活动的逆境有关，也是引发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14]，而焦虑更多描述对可能产生的问题与困难的担忧[15]。因此，与焦虑相比，挫折的产生原因和外在表现有所不同[16]。根据前期针对学术信息搜寻挫折的综述性工作[6]来看，相关量表开发工具也较为有限。因此，区别于已有研究，本研究聚焦学术信息搜寻预期目标达成不顺利的挫折情境，构建挫折测量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 2 国内外相关研究 2.1 挫折量表 已有研究针对挫折程度和挫折应对开发了相关测量工具。在挫折测量方面，针对成年人，A.Zaka[17]等开发了巴基斯坦本土的成人量表，由27个项目组成，包括焦虑不安、责任、心怀不满3个主要方面。针对大学生，主要聚焦学业、生活中的挫折，P.Kurtiker等[18]通过计算实验课上学生个体错误商数衡量挫败感。张振新等[19]从人际和家庭、恋爱、就业等8个方面编制了大学生挫折感自评量表。付媛姝等[20]编制了大学生学业挫折感问卷，包括学业动机挫折感、学业环境挫折感、学业适应挫折感等6个方面、41个问项。N.Harrington[21]结合临床和学生人群的调查，验证影响人们挫折承受能力的4个因素，包括对情绪困扰的不容忍、对不公平的不容忍、对困难的不容忍和对挫折的不容忍，并开发简版挫折承受量表。 针对挫折的应对方式，C.S.Charles编制了COPE量表[22]，包括直接行动、计划、抑制无关活动等13个维度。韦有华等[23]对该COPE量表进行中文版修订。量表共54个项目，包括13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代表一种应对行为的方式。通过发放问卷和检测，该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解亚宁等[24]结合我国的社会背景，修改并简化了S.Folkman和R.S.Lararus编制的应对量表，验证了该量表对于国内群体挫折应对方式等方面评价的信效度。 2.2 焦虑相关的量表 焦虑指由紧张、不安、忧虑等感受交织而形成的复杂情绪状态[25]，是受挫后常见的情绪反应，在成因上具有交织。因此，焦虑量表中的相关项目可以作为测量挫折成因和程度的参考。在心理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测量焦虑气质及焦虑反应的工具，如C.D.Spielberger开发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26]通过自我报告来衡量当前焦虑症状的存在情况、严重程度以及焦虑的普遍倾向；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27]是一种简短的焦虑测量方法，侧重于焦虑的躯体症状，包括对紧张、头晕、无法放松等症状的评估；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焦虑(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28]关注对焦虑和恐惧的普遍症状的简短测量，筛查医学疾病患者的临床显著焦虑和抑郁症状。 在信息行为领域，C.A.Mellon[29]提出“图书馆焦虑”(library anxiety)，将其定义为学生在图书馆查找文献时，不能有效进行信息获取、利用，无法解决在图书馆查找文献遇到的困难而产生的焦虑、紧张、受挫等不适的负面状态。为测量图书馆焦虑，S.L.Bostick[11]从图书馆工作人员障碍、情绪障碍、图书馆舒适度、设备障碍和制度障碍5个维度进行测量。Z.Song等[30]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对S.L.Bostick的图书馆焦虑量表进行了修改，将其量表中的机械障碍修改为资源、检索和法规等因素。针对公共阅览情境，杨靖[31]对现有图书馆焦虑量表进行修订，从图书馆素养、情感、资源质量和资源获取4个维度对读者焦虑情绪展开测评，发现读者在使用公共图书馆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焦虑情绪，在资源获取方面的焦虑程度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