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高校学生评价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涉教育质量保障、人才培养目标实现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评价是指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目标对学生进行系统考察并作出事实和价值判断的过程。[1]当前，我国高校建立了综合学生学业和素质的评价体系，具体体现为平均学分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GPA)评价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下文简称“综测”)。前者关注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强调通过测验或考试的方式收集数据，并以量化分数呈现结果；后者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道德修养、审美素质、劳动习惯等基础性核心素养，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事实和价值判断。[2]二者共同构成所谓的“全面评价”框架，但这一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失衡，具有“唯分数”、工具理性和结果导向的倾向[3]。高校学生评价体系在实践中面临不同发展阶段评价理念错位、不同类型高校评价标准雷同[4]，以及评价内容片面化、评价方式单一化和对评价结果解释不当等问题[5]。“唯分数”倾向的评价文化不仅压缩了多元评价的空间，也使学生就读体验应试化，阻滞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全面人格特质的养成[6]。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和高校在制度层面已经作出一定回应。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7]。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探索以等级制替代绩点制的学生评价方案，力图打破“分数至上”的制度惯性。[8]但等级制难以平衡公平性和区分度之间的张力，在实践中掩盖了学生间的真实差异，背离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国内外关于高校学生评价困境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从制度层面分析高校学生评价的困境。已有研究指出，学生评价理念不断进步，发展出形成性评价、真实性评价、基于学习体验的学生自评等多元路径[9]，强调主体性与过程性的价值。但当评价理念保持不变时，新兴评价方式难以抵制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评价[10]。二是从实践效果审视高校学生评价的困境。很多实证研究聚焦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标准化测评倾向强化工具理性、诱导策略性和功利化学习[11]；而过程性与形成性评价则被证实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与成效[12]。但在实践中，标准化测评在高校学生评价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从批判视角分析高校学生评价的困境。批判视角主张学生评价并非中性的技术过程，而是深嵌于制度性权力关系中的实践。[13]评价制度通过量化手段区分、判断和规训学生，而作为评价者的教师是拥有权威的机构代理人，致力于维护规范和秩序[14]。在这种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即便学生获得一定评价自主权，也会陷入“赋权-失权”的张力[15]。 现有研究多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生评价的制度设计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实际上，高校学生评价不仅是校内治理手段，也嵌入社会评价与就业市场，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主体认同与机会结构。为此，本研究借鉴新制度主义和“话语-权力”理论视角，分析高校学生评价实践困境的生成逻辑及超越路径，具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第一，高校学生评价在实践过程中面临何种现实困境；第二，高校学生评价的现实困境是如何在特定话语实践中被生产出来的；第三，如何走出当前困境，探索以发展为导向的学生评价路径。 二、理论框架与分析视角 高校学生评价包含制度设置和评价实践双重维度。前者强调评价的制度性构成与运行，后者则指向实践过程中的权力运作与主体塑造。基于此，本研究借鉴新制度主义和话语权力理论，分析高校学生评价的实践困境，并从制度设置的角度探讨超越路径。 从制度设置来看，高校学生评价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管理的技术工具，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主义指出，制度由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构成。[16]其中，规制性要素规定了正式规则和奖惩机制，如各高校制定的《本科生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等政策文本；规范性要素强调制度的价值观和行为期待，如高校在综合测评体系中将“社会参与”“文化修养”作为重要评价维度，反映出对学生公共社会责任和全面发展的期待；文化-认知要素则内嵌于个体、群体的认知框架中，赋予评价制度合法性与持续性，如社会对“优秀”的认知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策略，也塑造教师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从制度的三重要素来看，学生评价既是具备操作性的管理工具，又蕴含着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和文化认知。 从评价实践来看，高校学生评价并非中立和客观的程序，而是一种嵌入权力网络的话语实践。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是由符号序列构成的陈述整体[17]，是一种通过实践建构特定领域知识的方式[18]。在这一过程中，话语建构起一套分类和规范体系，规定了什么可以被言说、谁有权发言、何种知识可以被视为“真理”。[19]话语并非中立的符号系统，其本身体现权力的运作方式，话语实践包含着权力关系。权力作为存在于不同领域及个体之间的力量关系(force relation)[20]，也通过与话语的结合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21]。因此，话语和权力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社会秩序。福柯进一步指出，话语的形塑受到外部排斥系统和内部程序的影响，这也是权力运作的机制。外部排斥系统通过禁律、区分和真理构建等机制来限制某些话语的出现；而内部控制通过三种原则实现：生产特定话语等级区分的评论原则、作者保障意义统一性的原则，以及学科边界规范原则。[22]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医学等领域的话语不仅描述了主体(如“学生”“病人”等)，还通过筹划、创生等规训技术矫正并塑造其行为，使主体成为权力的对象与工具。[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