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专门活动，这种活动显然既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也非个体的自在自主活动。因而，教学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无法离开社会而存在，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的活动概括地称为社会活动或者说教学具有社会性并无异议；然而，将教学称为实践活动则可进一步分析。如果现实的教学本身就是实践，实际的教学活动本身就是实践活动，以“实践”界说教学或教学活动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如果现实的教学未必是实践，实际的教学活动未必是实践活动，以“实践”界说教学或教学活动则表达了教学的理想愿望和价值追求，以此便可以反思和规约教学。可是，只要承认实践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语境中有其不同的指向、内涵和边界，就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任何教学都统称为实践，并以实践之名辩护和捍卫任何教学。换言之，教学何以为实践是需要深究和澄明的。 一、教学的实践意涵 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专门活动，教学需要分析和辨明所欲追求的目的，需要厘定期望达成的目标，需要审慎地思考和判断所采取的内容和方式，需要预测可能的后果及其影响。但是，现实的教学确实不是一种思辨、一种意识层面的观念构造，而是可感知的经验活动或经验事实。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看来，思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追求真理的活动是可以独自进行的，与他者和外部自然界无关。教学则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现实活动，关涉和渗透政治与伦理，不同于人改造物的过程，因而它不是一种创制或阿伦特(Hannah Arendt)意义上的“制作”。虽然实践与创制都是人对于可因自身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的活动，[1]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人类活动，但实践是人类目的在己的活动，创制则是目的在其创造物的活动。“实践不一定是简单地贯彻某种计划和原则的行为，而常常是‘习性’左右和支撑的结果。实践往往也不简单地就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制作’，而是复杂的社会关系运作的、具有某种复杂结构的产物。”[2]尽管如此，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人的可塑性常常被无限度地夸大，被认为是一种像陶土一样的可塑性物质，只要经由有力的教育者、开明的立法者，就能把它捏成合度合理的样态。所以，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将教学等同于创制或制作的态度和做法并不少见。创制或制作意义的教学将人等同于物，抹杀了人的个性和差异性，既放大了教学之于人的作用，也造成了教学及其改革的主观和任意。教学确实是一种活动，但不是任何教学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实践。康德曾明确指出：“并非每种活动都叫作实践，而是只有其目的的实现被设想为某种普遍规划过程的原则之后果的，才叫作实践。”[3]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没有对教学目的的实现进行普遍规划的活动是一种盲动，不能称之为实践；即使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有对教学目的实现的普遍规划和具体设计，若仅仅专注于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失去基本伦理关怀的教学，同样也会沦为一种创制或制作。 现代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益趋向甚至蜕化为科学的应用。人们普遍相信，科学的应用能够彻底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辛劳和残酷，使人类过上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的生活。“实践概念在科学时代以及科学确定性理想的时代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因为自从科学把它的目标放在对自然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因素进行抽象分析以来，它就把实践仅仅当作科学的应用。”[4]在科学主宰的世界里，技术概念取代了实践概念，专家的判断取代了实践的理性，实践除了还是理论的对立物之外，已丧失了其独特的个性。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对实践概念的这种变异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将之称为“实践概念的衰亡”。他指出：“其实我们的实践不在于我们对预先给定职能的适应，或者在于想出恰当的方法以达到预先给定的目标——这是技术；相反，我们的实践乃在于在共同的深思熟虑的抉择中确定共同的目标，在实践性反思中将我们在当前情境中当作什么具体化。”[5]现代教学显然不能囿于既有的经验，固守既定的传统，依赖既成的惯习，而需要以科学为基础，提升教学的科学化水平，但教学世界毕竟是人文世界，是伦理世界，而不是纯粹的科学世界。“科学假定了一个稳定的、不变的数量化的事实世界……实践假定了一个易变的、短暂的事实世界。”[6]教学世界不是一个完全既定化了的世界，而是一个蕴含价值判断和伦理关怀的世界，完全由科学理性支配的教学不是也不应该称为实践，因为实践有其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是实践本身所固有的，它是实践之为实践的根本和依据。实践是人的活动，始终与人的生活操行密不可分，与所有生命个体都无法摆脱的欲望、利益、需要和追求密不可分，始终是在多元、多维和多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和决定。“科学化的实践世界是非常可怕的，是被管理和控制了的世界，是没有了个性、自由空间，没有了敬畏与崇高，没有了神秘和偶然，只有千人一面、不能停下的忙碌或一旦停下就厌倦无聊，只有可计算和预料因而没有了任何神奇，只有平俗和看破红尘，只有无精打采和犬儒主义，只有失去深度的平面的现代实践画面。”[7]教学当然离不开技术，而且技术从来都是教学变革的重要因素，如今技术已深深地嵌入了教学，或者是教学的辅助手段，或者是教学的构成要素，或者是教学的运行环境；虽然如此，教学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技术化的活动，纯粹技术化的教学不能称为实践，因为它无关善恶，只不过是某种确定逻辑程序的机械附体。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lntyre)强调：“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永远不仅仅是一系列专门技术，哪怕这些技术被指向某个统一的目标，或者这些技术因其自身的缘故有时受到重视或赞赏。”[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