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历贬值的焦虑日渐升温，高学低就和教育失配打击无数个体和家庭的教育信心。学历升级好像不再能保证普通家庭子弟向上流动，“小镇做题家”与“出生在罗马”背后是暗流涌动的阶层焦虑。无人敢贸然停下脚步或转向其他路口，读书无用和教育内卷反向撕扯着文凭社会的神经。读书还能否改变普通家庭子弟命运，已成当下最焦灼的社会议题之一。 能将学历教育和文凭社会体系撕裂的力量很多，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应最势不可当。历史上每一轮技术革命所释放的新型生产力，都重塑了每个人学习和工作的世界，直至重构职业分工与社会分配。早先几轮技术革命以机械化、自动化的形式成批替代了低技能劳动，初等和中等学历的工资溢价近乎一夜蒸发。高技能劳动因知识结构复杂和任务具有创造性依然保持对机器的优势，也使高等学历溢价稳定，有效维持了社会投资高等教育的信心。而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风口，已展现出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优势。2023年OpenAI公司组织GPT-4与人类同台竞技，在包括编程、SAT考试和一些专业技能考试在内的26项标准化测验中，GPT-4能考在前10％、20％、30％、40％的分别有5、16、18和20项，基本赢下该场人机智力竞赛(OpenAI，2023)。大模型不仅会“应试”，还能进行愈来愈多的复杂操作。计算机视觉和图像识别技术已应用到医学影像当中，未来“阅病无数”的大模型从技术上完全可能取代从业不精的医疗技术人员。大模型优异的自然语言交互、创意内容生成等功能已向教育、学术、文艺和娱乐等语言密集型和创意密集型行业发起挑战，这些无一例外均是高学历人才的领地。 吊诡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对高技能劳动的能力优势日益显现，大范围的职业恐慌却并未出现，人们投资教育的信心也有增无减。有人认为从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再到社会革命尚有相当距离，远不会波及自身；有人认为技术总不能离开人，它只能替代人类执行部分任务，最终都会被驯化成人的奴隶；更多人是坚信体制的庇佑，断定既然体制向他们允诺了多读书的利好和回报，断不会轻易失信。但演化经济学和技术史家的发现表明，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厂房车间的周期在不断缩短。那些以为技术友好和可驯服的人或许忘记了，历史上哪次技术性失业不是从某项技术悄悄替他们执行部分任务开始的?至于体制的信任者则忽视了每个现代文凭社会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事实，一旦全行业的技术革命来袭，市场经济必定优先于上层建筑发挥作用。当前部分行业的高学历者尚未被智能技术大范围取代，恐怕更多是因为大模型算力成本高企而人力依旧相对廉价而已。人工智能从事高级脑力劳动的能力仍在涌现，如果这些能力相继商业化并席卷工作世界，我们该如何向历尽艰辛的高学历者支付回报?未来又该如何向亿万普通家庭子弟解释读书学习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梳理历史上技术与工业革命冲击下教育回报体系的演化，并利用研究团队掌握的全球企业薪资大数据，从理论和数据的双重角度预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回报体系的走向，尝试从宏观层面回答：在智能化技术与产业革命冲击下，普通家庭子弟还能否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国家又该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教育回报体系变更? 一、身份社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解 (一)古代教育作为身份社会的附庸 人类自从走出原始社会，斗争重心就由凶险的大自然转向各怀鬼胎的同类，生产力得到发展并积累起一定财富的社会，其当务之急从如何创造财富，转向如何对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分配需要社会标准，人类制度化不平等就此起源。当人们意识到靠武力分配不但效率低下且有灭绝种群的风险时，一些新的分配思想便开始孕育。人类发现其自身是依靠种族经验的传递即依靠文化而得以延续，因此掌握经验越多的人地位越高，越有资格享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如此一来，文化便演变出商品和货币属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正式生产文化的机构，如教会和学校出现，它们均以更好地保存文化和提供精神服务为名获得脱产脱俗的特权。正式生产的文化随着交往的扩大成为通货，在更大范围内流通。教会经历被总结为宗教头衔，学校经历成为文凭，均可合法兑换成相应数量的物质资源和相应等级的社会地位(兰德尔·柯林斯，2018，p.106)。任何社会的精英阶层势必垄断文化通货的生产，教育与权力就此结盟，铸造并发行面额不等的文化通货，在保证劳动阶级缺乏这种通货的同时，又不失其对此分层秩序的服膺。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任何正规教育均为预备统治阶层的教育，贵胄子弟在其中记诵、考据、问难、辩论，他们学习哲学、文法、修辞、音乐和天文，总之要避免沾染具体的职业技能和劳动习性。教学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和各民族的文言用语，以和劳动阶层的方言和习惯语区分开来。学校是贵族子弟思考人生意义和追求终极真理的场所，结束学业后，他们表面按照不同才能实际按照身份高低承袭政府职位。下层子弟在同父母兄长共同劳作的过程中学会谋生技能，他们无须识字，要求识文断字的职业也不向他们开放，教育是社会分层而非社会流动的工具。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除了靠军功、行商、“投名”这类难度和成本极高的途径发迹或铤而走险之外，并无阶层跃升之门。 古代中国由于农业发展和政治早熟，孕育出旧世界最开明的教育体系。从汉代开始，国家官职以“举孝廉”方式向全体臣民开放，儒家教育生产的文化通货由政府向全社会公开发行(阿诺德·汤因比，1986，p.655)。历经汉末魏晋，整个教育和官僚体系均已世袭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隋唐相继开创和完善科举打击门阀，打破官位世袭重建竞争性选拔体系，及至明清，治世之才和文化修养一直作为国家官员的公开标准，平民子弟耕读入仕尽管艰难但渠道始终开放。在1371-1904年间的14562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即三代中最高只有生员的家庭)在明代达到了49.5％，清代为37.6％(张天虹，2017)。但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本质上仍是古代中国身份社会的附庸。一则科举并非古代中国获取官职的唯一方式。权贵富贾子弟凭借“世选”、荫补、军功、捐纳等均可入仕。再则家世背景对科举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完全从平民或底层家庭登科入仕者在历朝历代都是少数。潘光旦和费孝通利用915份康熙至清末的朱墨卷，发现只有十分之一的贡生、举人和进士是从没有功名的人家中选拔出来的(费孝通，1999，p.440)。郑若玲(2007)利用《清代朱卷集成》分析了7000多名举子的家世背景，发现五代以内均无功名的只有6.1％。以吴晗为代表的史学家普遍认为，科举制度就其动机来讲更多是皇权笼络士绅阶层的手段，并非为扶举寒门子弟所设(吴晗、费孝通，1998，p.125)。从社会生产力的层面来讲，农业社会所能负担的教育人口十分有限，历代王朝兴教兴学从未下县，主要集中在府学一级，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亦无力承担数十年如一日的脱产学习和接连应考的成本和花费。总体来讲，古代世界的正规教育是统治阶层合法继承权力的屏障，并非平民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途。就社会流动性而言，古代教育始终是身份社会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