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加快智能制造的发展，既有助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也关乎我国未来制造业的全球地位[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在实践中，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全球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引领型”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和高端产业发展等方面仍有差距。其中，技术“卡脖子”问题使我国智能制造面临严重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2]。为了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各个国家都在抢占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3]。欧美等技术强国依托技术标准构建封闭生态，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技术遏制[4]。如苹果链、微软操作系统等生态塑造，充分体现了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强大控制力。因此，企业若能主导国际标准，便可形成技术“先行者优势”，最终形成市场“赢者通吃”局面[5]。可见，掌握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权，是输出符合自身利益规则、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战略[6]。 目前，学界围绕半导体和高速列车等领域探讨了我国企业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赶超的路径[7，8]，但鲜有研究从“技术-市场”完整过程回答智能制造企业如何实现“技术从无到有”及跨越“技术与市场鸿沟”的双阶段问题[9，10]。少量文献从价值共创和替代式创新视角关注关键技术产业化[10，11]，但忽视了技术能否更好地实现产业化，其背后实质上是市场规制与标准制定问题[12]。事实上，国际标准作为塑造新兴行业发展的关键工具，已成为全球市场主体竞争的重要领域。从技术维度看，具有优势的企业倾向于参与标准制定以适应互补技术，通过技术规范遏制竞争对手[13]，并影响主导设计的出现和演变。从市场维度看，企业可将技术嵌入标准，以更低成本调整产品开发、扩大商业联盟[14]，从而推动产品顺利商业化。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然而，智能制造作为多技术、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关键技术突破间的因果机制仍需深入挖掘[3]。同时，现有研究多从静态实证检验标准制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质上是基于“有或无影响”的二分法，而智能制造技术突破涵盖知识-技术-商品的全创新链[6]，亟须动态视角分析全过程。此外，已有研究虽区分了标准的“参与制定”与“主导制定”，并检验了其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15]，但尚未揭示不同参与程度在关键技术突破不同阶段所发挥的差异化作用。 智能制造作为典型的复杂技术系统，不仅需要嵌入网络实现知识交互与技术突破，还需融入全球市场网络推动技术产业化应用[16]。从形成过程看，国际技术标准的开发与实施建立在复杂的网络交互中，需要不同主体达成共识[17]。从影响看，企业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可逐步融入标准化联盟，并因参与程度不同而改变其网络嵌入程度[13，18]。因此，网络嵌入理论为阐释国际标准制定如何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提供了契合视角。依据该理论，结构位置和关系强度决定企业如何从嵌入网络中获取资源与关系资本[18]。结构嵌入使企业处于知识资源中心，享有获取独特知识和信息的优势[13]；关系嵌入作为协调机制，促进承诺、信任和共同理解的形成[19]。已有研究开始基于网络嵌入理论探讨关键技术突破[13]，但对国际标准制定带来的网络嵌入如何推动智能制造企业突破尚缺乏关注。尤其是结构与关系两类嵌入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环节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有望为关键技术突破研究提供新的解释。 针对上述实践背景和理论缺口，本文聚焦“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如何助力智能制造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点探讨两个问题：(1)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程度变化如何影响网络嵌入结构和关系的变化？(2)由此带来的网络嵌入如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动态突破？ 一、文献综述 1.智能制造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近年来，智能制造成为技术领域的新范式。目前，我国智能制造在高端芯片、关键工艺等领域仍存在技术基础薄弱、研发能力不足等深层问题，“卡脖子”难题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2，20]。现有关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内涵上看，学者多从技术重要性和复杂性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被视为关乎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技术[21]；另一方面，它是从理论到应用的突破性体系，需要长期、高投入和高风险研发[20]。综合来看，本文认为，关键核心技术是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中产生战略性影响，且本身具有创新投入高、创新知识复杂及商用生态依赖性高等系列特征的技术。 相较于一般产业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具有独特的创新规律和突破路径。在研究对象上，相关案例多聚焦于半导体和高速列车等领域[7，8]。从突破内容看，研究指出其可分为单项技术、技术单元、技术体系和集成体系四个层次[22]。在突破路径与机制方面，技术层面探讨了“模块替代-架构替代-价值替代”等路径[23]；组织层面涉及知识重组和组织学习等因素[24，25]；制度层面强调国家制度保障等作用[26]。近期少量研究开始关注产业化问题，并从合作网络[7]、价值共创[13]等角度分析关键核心技术的市场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