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这一论断揭示了城乡关系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城市为重心、城乡兼顾互助”的治理思想，到改革开放后城乡统筹发展实践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探索，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理论与政策体系(姜长云，2021)。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交织的历史方位，将城乡融合发展确立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战略性举措(张占斌、王瑞，2024)。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我国城乡关系正经历深刻重构，但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产业联动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问题仍然显著，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制约(魏后凯等，2025)。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现有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五个视角展开。第一，制度分割视角。此类研究聚焦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性壁垒，如户籍制度衍生的福利差异和要素流动障碍、土地制度导致的收益分配失衡、城乡金融制度引发的资源逆向配置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性分割等桎梏(刘守英、龙婷玉，2022；文军、敖淑凤，2025)，强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破解这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效率(陆铭等，2023)。第二，空间重构视角。此类研究聚焦重构城乡空间秩序，强调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一方面，以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空间治理为主要抓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较低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首先需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乡村空间治理与产业振兴，补足乡村发展短板(戈大专、龙花楼，2020；刘彦随，2018)。另一方面，依托县城这一重要载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城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加快发展县城既能够发挥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又能直接提高农村地区发展速度，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高强、薛洲，2022)。第三，产业协同视角。此类研究认为城乡间产业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差异、产业效益差距均会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效果，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地区的主导产业类型不同，城市地区主导产业多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其效益要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的农业和简单加工业，这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韩媛媛、刘维奇，2024)。第四，创新驱动视角。此类研究认为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本质上是由生产力水平差距所导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缩小城乡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新质生产力更具融合性、更有带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赋能作用(张震宇，2024)。第五，治理效能视角。此类研究更为关注政策执行效果，强调政府治理效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作用。如从政策实践出发，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在执行中长期面临“条块分割”的体制性矛盾，在纵向施压与横向博弈的挤压下，政策执行效果难以保证，这也是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王文彬、卫鹏飞，2025)。 尽管学界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形成多元分析视角，但现有研究仍存在重局部而轻整体的局限，更多聚焦于经济发展的单一领域或环节，较少从宏观经济循环的视角展开分析。实际上，城乡发展差距的深层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循环中存在结构性梗阻。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既紧密关联又具有显著异质性的空间单元，城市与乡村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与市场交换构成相互依存的有机循环整体，这个循环系统的畅通程度直接决定城乡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发展动能的生成与转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推动国民经济大循环在城乡地理空间上的重构与效能提升，其实质是通过系统性改革破除由制度壁垒、市场分割和历史积淀等因素引发的经济循环阻滞，推动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实现双向自由流动、优化重组与高效配置，进而实现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和区域间的合理分配。这一过程不仅能够修复城乡经济循环的断裂环节，更有利于促进城乡子系统深度嵌入整体国民经济循环，是增强经济体系韧性与活力的关键机制。因此，从经济循环的整体视角审视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目前，已有部分文献尝试从经济循环视角研究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主要研究思路是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解构分析城乡经济循环系统构成及其作用关系，并从打通各个环节堵点的角度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举措(李俊高，2023；贺培科，2024)。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鉴于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纳入城乡空间异质性分析维度，将城乡经济体系视为在异质性空间中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循环运动所构成的有机系统，重点围绕城乡两大部门在不变资本补偿、可变资本再生产与剩余价值分配三大关键环节中存在的收益差距及其形成机制展开分析，剖析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梗阻，进而从畅通经济循环角度提出整体性破解思路，以期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二、经济循环视角下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梗阻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矛盾源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经济循环系统性梗阻，根源在于城乡异质性空间在要素配置、价值创造与收益分配中存在结构性差异。主流经济学在考察城乡经济循环时常忽视空间异质的影响，难以充分解释城乡差距的持续性。事实上，城乡间的空间差异能够通过要素流动壁垒、价值实现分离以及循环累积效应等形成系统性收益差距，阻碍城乡融合发展。因此，需跳出“空间均质”预设，从空间异质与经济循环的互动出发，揭示城乡二元结构的空间属性对经济循环的系统性影响，为分析城乡经济体系收益差距建立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