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选择与机制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导致外需收缩，同时国内消费不振与投资动能减弱引发内需不足。其中，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速率与经济内生动力形成双重压制，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图1以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速和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速作为消费和投资的代表变量，考察了2000-2022年我国内需的变化。①可以看到，消费和投资自2011年以来在波动中下降，弱化经济内生动力。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发展活力和韧性的迫切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有效举措，对当前经济的“稳中求进”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形成合力扩大内需的同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最佳组合与作用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

　　

　　图1 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速和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长期以来，我国都重视从官方层面公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基调，目的是引导市场预期和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表1展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4年第四季度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可以看出，我国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目标，动态调整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初至2024年末，我国连续十四年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来调控宏观经济，而这一时期，我国面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外部压力，同时国内也存在需求收缩与产能过剩的结构性矛盾，那么该政策组合能否稳步扩大内需，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与其他政策组合的配合效果相比是否更好?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精准施策提升宏观调控的效能，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宏观调控实践意义重大。

　　

　　对此，本文采用我国2000-2022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及相关宏观变量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估计不同政策组合对目标变量的因果效应。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1)构建能够动态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向和强度的政策指数，并将其分为积极、稳健和紧缩类型，突破了传统二分法局限，构建出符合中国政策实践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2)从稳增长、防风险以及扩大内需兼顾的视角出发，在Rubin因果模型框架下，采用融合倾向得分加权和局部投影技术的半参数法量化评估了所有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应，为实现经济“稳中求进”提供了更精准的政策选择；(3)基于微观主体行为响应与决策逻辑，系统分析了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作用机制，为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现多重目标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本文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文献为基础，重点解构其理论框架中的政策协同路径与动态优化特征。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模型普遍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部分纳入商业银行部门，核心在于刻画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通过规则设计明确政策职能边界，确保协调有据可依，进一步求解特定目标下的最优政策组合。例如，马勇(2015)通过引入财政收支双内生规则与时变通胀目标的泰勒规则，在开放经济新凯恩斯DSGE框架下确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条件，发现“被动型财政政策和主动型货币政策”应该成为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范式的选择，原因是它能够有效控制通胀和稳定宏观经济；陈小亮和马啸(2016)设计财政支出内生于稳增长目标，同时构建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并存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含有高债务和通缩特征的DSGE模型中实现中国制度情境下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发现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鄢萍等(2021)将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债务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函数，同时引入货币增长规则研究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在DSGE模型中考虑了金融抑制的情形，认为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则应该更加关注通胀；王义中等(2023)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担保及救助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现面对不确定性冲击，结构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改善高风险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降低信贷资源错配程度。这些研究大多数通过DSGE模型将财政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规则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角度讨论和总结不同时期对应目标下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优模式，使研究更贴近中国经济现实的复杂情况，增强了理论的严谨性与模型的实用性。但DSGE模型仍因过度依赖理性预期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解释现实经济波动和政策效果时存在局限(Romer，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