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曾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总结道：“近代哲学实现了并且扬弃了那个与感性、世界、人类脱离并且不同的上帝实体，但是只是在思维中，在理性中进行的，而且用的是一种与感性、世界、人类脱离并且不同的理性。”①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不断调整、改变着这种理性，使得它越来越包容和融合感性、经验、激情、欲望、利益。理性越来越接纳、消化、吸收、融合理性的他者，把自己变成一种越来越开放、包容并且在接纳和融合他者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新理性，正是启蒙理性的内在品性。由此而论，启蒙理性就是对不完美的现实的人的认同与守望，或者说对完美的上帝的疏远和世俗化改造。启蒙就是相信现实的人，接受其不完美的品格、能力、地位。人的不足与缺憾不再是其被谴责和嫌弃的理由，而是真切、可靠、确实的象征。正是因为人必然受到冲动、偏爱、情感、经验、激情、欲望、利益等的影响，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纠缠，总是从此出发，理性必须顾及它们才显得必要和宝贵。正是因为理性无法那么纯粹、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势必受到这些因素的内在纠缠，理性才显得真切和现实，才使得从完美上帝出发思考问题的思路不切实际，需要调整和转向，需要作出进一步改变。启蒙的要义之一就是放弃对完美上帝不切实际的幻想，着眼于实际而接纳和认可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追求纯粹理性的康德“启蒙”定义就需要被审视和批判，特别是在实践哲学层面上，因为它还是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来设想和要求人的。 一、自主型启蒙及其高度 康德的“启蒙”定义在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界影响广泛，被很多人当作标准甚至完美的“启蒙”定义来看待。但这样看待康德“启蒙”概念，似乎不符合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在要求，不是批判理性的本色所在。或者说，哲学界一贯使用的康德“启蒙”定义，未经批判性考察并不具备天然合法资格。 未经考察的康德“启蒙”定义在我看来只有在特定范围内才能成立。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②在认识论意义上界定启蒙时，康德使用的词是理智(Verstand)，即一种知性，而在超出认识论的意义上，用的词才是理性(Vernunft)。如果说认识论意义上理性能力并不可靠，那人的实践理性能力则是无疑的、必须的和至高无上的。当不局限于认识谈启蒙时，康德就用“理性”而不用“理智”一词了。比如他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③。再比如《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最后两段中说“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④时，都是用“理性”一词了。 不得不强调的是，启蒙所呼唤的理性是一种新的理性，一种不再与感性、经验、激情、欲望、利益等“非理性”处于排斥和否定关系，而是在对这些因素的接纳、融合中能够产生新的合理秩序，能够使人自身可以不再依赖上帝和皇帝就能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能对他人、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前提是有好的制度约束)的理性。按照这个标准，在认识论意义上，启蒙意味着运用自己的理智时，这个理智是用来处理感性、经验而不是排斥和否定它们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启蒙定义是可以成立的。 但如果启蒙理性系指实践理性，那就不同了。康德讲的理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理性包括知性、判断力、狭义理性；狭义的理性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如果就狭义的理性来说，只有实践理性对人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理性的两种运用都不针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对象，理论理性针对知性范畴，实践理性针对人的自由意志。因而，“理性”并不直接关乎感性经验的特殊存在，而是关涉普遍有效因而颇崇高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与直接的感性存在如经验、情感、激情、欲望、利益等都处在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处在相互协调的一致性关系之中，这些因素在干扰、妨碍、排挤纯粹实践理性，而不是在成全纯粹实践理性。只有作为“无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上帝才能按照纯粹实践理性存在和行动；对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来说，其无法消除而只能约束和限制情感、经验等因素的干扰与妨碍，让纯粹实践理性起主导和决定作用。 纯粹实践理性主导和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道德的主体性。康德哲学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重大转向，即所谓“哥白尼式革命”所喻示的主体性转向，这个转向表现在启蒙问题上就体现为非常重要也颇具高度的自主型启蒙。 启蒙不是被动、外在灌输的，而应是主动、内生的；启蒙不是随性的、情绪性的，而只能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启蒙不是占有什么，更不是一了百了、一通百通式的一次性行为，而是一种富有勇气、不断反思和挑战自己的永无止境的主动进步状态。由此，启蒙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成熟的知性、理性，而在于是否有勇气运用知性、理性。启蒙的关键不是有无知识、有无理智，“而是缺乏对自己理智的运用，康德称之为‘受监护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不是因为缺乏理智(这在正常人那里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因为‘缺乏无需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原因在于‘懒惰和怯懦’，因而是‘咎由自取的’。”⑤具有使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养成如此习惯、保持如此态度才至关重要。“而这种‘勇气’(Muth)显然并不属于知性(Verstand)本身，或者通常所说的‘逻辑理性’本身，而是属于一种超越型、实践型的‘理性’(Vernunft)，即自由意志。”⑥按照康德的意见，启蒙不是知识精英向未开化的幼稚民众灌输知识或真理，不是把民众当作儿童来训导和教化，而是自己摆脱精神上的胆怯、摆脱依赖别人的习惯而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追求更高的知识、真理、智慧，达求更高的目标。启蒙无疑存在多种可能的方式，但具有持续性且富有成就和高度的启蒙必定是蕴含内生动力的。康德不愿把主体性与经验、世俗的某些特性关联在一起，而把它诉诸一种先验或超验的状态，而且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这固然具有脱离感性经验的缺陷，但也反映了这种主体性不受感性因素影响的纯粹、本然、成熟、饱满、坚定不移等特质。反映在启蒙问题上，启蒙主体性就意味着启蒙的发生不是外在因素驱动的，不管是强力的压制，还是功利因素的诱惑；启蒙也不是拥有了一点知识就沾沾自喜的自满，不是满足于与落后者的比对而趾高气扬的“半瓶醋”，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理智而对其他更多方面不屑一顾等。启蒙是有勇气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永无止境地追求更高智慧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尤西林用自主性与灌输性的对立来区分现代启蒙与前现代启蒙，认为前现代启蒙是单方面的灌输性文化、启蒙者单方面的施动行为，现代启蒙是自主性的理性行为；前现代启蒙往往导致权威等级、灌输者独享主体荣光，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精神教化的施动型启蒙需要转变为自主型启蒙。现代性的自主启蒙并不否认启蒙包含的文明与文化差异及其更新的必要，但‘施动教育—接受学习’已转变为‘启发教育—自主学习’。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转变，而且是更为基础的社会互动行为的转变。康德的启蒙哲学，正是这种新型的‘自主启蒙’奠基性经典样本。”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