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第一本叶荣钟选集《文学卷》在人间出版社发行，吕正惠为这本选集撰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历经沧桑一文人》。吕正惠详细梳理了叶荣钟一生的思想变迁，指出叶荣钟是一位具有强烈祖国意识的抗日文人。这一说法突破了以往岛内学界对叶荣钟“台湾本土作家”“右翼士绅文人”的评价，将“叶荣钟其人其文”定位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之中。吕正惠为叶荣钟发声并非个案研究，日据时期文人赖和、杨逵、吕赫若都是吕正惠关注的重点对象。吕正惠以直面历史的姿态，揭示存在于这批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创作活动中的“伤痕”。借由对日据时期历史的爬梳与再现，吕正惠批判岛内漠视“伤痕”、扭曲历史的行径，做出了正本清源的驳斥。①《历经沧桑一文人》是吕正惠研究叶荣钟思想的重要成果。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探究，存在着何时进入、如何进入以及怎样进入等主体间的牵引问题。厘清两位主体之间的牵引状态，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思想传承。正如吕正惠认为叶荣钟属于日据时期尤为独特的知识分子，吕正惠的评价是否同样折射出自身在台湾文学场域中的独特性？基于以上思考，吕正惠何时开始关注叶荣钟？他对叶荣钟的思想评价折射出自身何种思想特质？透过探究叶荣钟思想，吕正惠试图进入何种文化场域？这些问题自然地成为笔者的疑惑之处。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思考原点，首先确立吕正惠开始关注叶荣钟思想的时间节点，而后借助这一时间节点，分析吕正惠如何厘清叶荣钟思想中核心的祖国意识，并进一步将“叶荣钟其人其文”的议题统摄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思考视野当中。 一、1990年代以来吕正惠对叶荣钟的关注 吕正惠1948年出生在台湾嘉义，专攻中国古典诗词、台湾文学研究，是台湾爱国统一阵营中杰出的领导者和理论家。进入21世纪，吕正惠一扫1990年代以来内心的“阴霾”，逐渐与大陆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在与这些好友互动的过程中，吕正惠延续了在“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中萌芽的民族认同，同时又在“祖国友人”的“刺激”下走向更大的思想关怀：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②叶荣钟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进入吕正惠的研究视野。在吕正惠频频与祖国产生交集的21世纪，叶荣钟的思想为吕正惠厘清两岸历史变迁、探索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叶荣钟(1900-1978)是在乙末割台后出生的跨越新旧文化的第一批台湾知识分子之一，比他晚10年出生的知识分子大都不会做汉诗，也大多只能以日语写作。他曾在林献堂的影响下参与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团体组织的一系列运动实践。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未及时搜集、梳理并厘清日据时期台湾历史资料，导致战后台湾青年很难了解日据下台湾人所参与的种种运动实践。叶荣钟作为日据时期抗日民族运动的亲历者，深刻认识到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重要性，于1960-1970年间撰写出《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③一书。在《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出版之前，涉及日据时期的著作大都是日本人所作，由当局组织撰写的仅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的《台湾省通志》卷9《革命志·抗日篇》。④与吕正惠同属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知识分子郑鸿生曾提及，《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的出版弥补了他对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的认知缺失：“我们对日据时期抗日运动的无知状况，直到一本书的出现才得以弥补，就是叶荣钟先生的《台湾民族运动史》，这本关于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汉民族非武装抗日历史……这个连载集结成书，并更名为《台湾民族运动史》出版，可真是送给保钓运动的一份礼物。”透过郑鸿生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份“送给保钓运动的礼物”成为青年郑鸿生探寻民族运动记忆的重要途径。于郑鸿生而言，透过叶荣钟的书写了解到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史，让他们这一代人参与的保钓运动可以追溯到早期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实践，从而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获得从事抗日民族运动的正当性：“这本书让我们有了日据时期的历史整体观，更重要的，也让保钓运动到哲学系事件这一波反抗与镇压，能够接合上这个藕断丝连的本土抗日民族运动的传承。可以说这个连结让我们不再感到那么孤独，而有了心安理得的历史感。”⑤ 可以说，叶荣钟写的这本《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一经发表便备受关注。正如叶荣钟的好友王诗琅所评：它还原了日本异民族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曲解部分，客观呈现了近代台湾民族运动的重要特质，肯定这本书“不仅是空前的，甚至今后也难有再出其右的”。⑥然而杨碧川认为叶荣钟对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的新文协、台湾共产党、台湾劳工运动叙述过少，甚至避而不谈。⑦杨碧川对叶荣钟较少书写左翼运动的批判，显然刻意忽视该书出版时的言论管制问题，并且他当时阅读的《台湾民族运动史》版本有大量与左翼运动相关的字词言论，并不存在“叙述过少”“避而不谈”的现象。后续随着1980年代台湾意识逐渐高涨，叶荣钟的日据台湾史被窄化为台湾“本土”历史书写，其强烈的祖国意识面向被忽视与淡化。若林正丈强化叶荣钟与康宁祥等人的交往，用“右派文胆”定义叶荣钟的身份便是有力的例证。⑧ 吕正惠并没有被上述的历史研究所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吕正惠对叶荣钟思想产生“共鸣”的地方并不是台湾历史书写本身。1970年代初期的吕正惠正处在求学阶段，立志要当一名中国古典文学学者。不同于青年郑鸿生对保钓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吕正惠当时感受更多的是文学在政治高压环境中的紧张与压迫，而他的社会实践要到乡土文学论争之后才开始。吕正惠深入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即便当时有可能关注到叶荣钟的历史书写，但他与叶荣钟思想的共振大致是从《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以外的其他途径进入。吕正惠在对叶荣钟的具体论述中，曾谈及自己从何时开始密切关注叶荣钟及其思想。“从1990年代开始，一有机会我就到大陆去，并且尽可能去不同的地方，以便了解祖国河山的各个角落。我有时候会想起叶荣钟，一方面我觉得我比他幸运，他只能接触‘祖国河山的一角’(这是他所写的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而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省份，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祖国和我们生命的信念已经无法分割，没有这个祖国，不知道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时我特别怀念叶荣钟，我以为我了解他。”⑨从这一段文字中基本可以界定出吕正惠探究叶荣钟的思想始自1990年代。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本土意识”的介入，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异化出一股“反中国”意识。“统/独”纷争不再是1970年代末期隐匿于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逐渐扩散为人人皆可参与、讨论的日常话题。这种风潮的变动一方面说明被“本土”异化的“台湾意识”造成了岛内意识形态的松动，并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关“统/独”意识形态的纷争流于日常化、庸俗化，其中真正参与的社会力量反而在减少。吕正惠、郑鸿生等台湾知识分子在1970-1990年间已经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选择，1990年代成为他们进入祖国大陆的重要开端。⑩正是这一段长达30年的认同危机，使得吕正惠在1990年代进入叶荣钟思想的时候，能够迅速、准确地观照出“叶荣钟其人其文”背后强烈的民族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