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华南”是中共在抗战后期为适应国内外局势的演变而推行的一项重大战略，该计划旨在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联结起来，以应对抗战胜利后可能出现的紧张内战局势。其中，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根据地是该战略的最终立足点。作为广东中共抗日武装的主力军，①东江纵队自然承担起最重要的北进任务。已有研究对中共“发展华南”及开辟五岭根据地予以关注，如黄正林对八路军359旅南征以推动“发展华南”的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杨新新则对抗战前后国内外政局的演变与中共调整华南战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李翔等对中共实施五岭根据地计划的过程进行了整体分析；唐洪森则对中共从重心面南到让出南方解放区的调整进行了战略层面的剖析。②这些研究多以中共中央及八路军359旅等视角展开论述，对以东江纵队为主体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作为主要对手的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关注也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在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东纵北进与广东国共博弈的同时，通过对比并解读国共双方的相关史料，来重点探讨东纵的北进计划随着抗战局势的演变作出了怎样的调适？东纵与中共中央在“发展华南”战略上如何展开互动？国民党广东当局又如何应对东纵的北进？在结合相关决策及客观环境演变的基础上，如何辩证分析东纵北进对华南抗战局势发展的历史影响？ 一、北进战略的规划与开展 东江纵队起源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由曾生、王作尧等在惠阳、东莞等地所组织的抗日民众武装。该部发展初期，由于远离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且面临日伪顽三方的频繁扫荡与“围剿”，生存环境颇为恶劣。得益于大岭山区等可供利用和回旋的地形掩护，以及东江民众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支援，在中共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部队通过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③顽强扎根于华南战场。在1943年下半年，东江部队先后挫败国民党顽军长达1年的军事“围剿”和日伪的“万人大扫荡”等，并于12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东江纵队，公开接受中共的领导，这意味着中共耕耘5年之久的华南抗日武装斗争迎来转折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东江根据地仍局限于东江下游、广九路沿线的狭小地区，且长期为日伪、国民党军队的交通网与据点所分割，各区域不能联络成一块。④在中共的规划中，东纵作为广东抗日武装的主力，承担着带动全省武装工作发展的重任，偏居东江一隅显然非长久之计，且开辟新区亦是缓解甚至打破敌人封锁的重要手段。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及部队实力的壮大，外向拓展战略空间成为东纵领导层面临的首要问题。 对外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突破敌方的包围封锁并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就广东省内的战略形势来看，日军在华南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封锁沿海港口，切断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通道。因此在攻占广州后日军并未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是将主要兵力用于巩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东江三角洲及琼崖部分地区。国民党当局在广州失陷后迁往粤北，一度厉兵秣马，从事明耻教战，⑤对日军构成威胁，因此北进成为日军必然的主攻方向。在广州沦陷时，中共广东省委即认为日军势必会跟着打过粤汉线，指示各级党组织在前线发动军民抗日的同时，要着力做好迎击日寇北进打通粤汉线的准备工作，⑥以南雄、始兴一带做基地，建立五岭根据地。⑦以此为契机，中共曾在增城、博罗、翁源、佛冈等县建立起一些民众抗日武装。由于日军在1939-1940年的两次粤北会战中被击退，中共沿粤汉线北进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但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看来，“广东迟早被日寇打通粤汉线，届时将会在粤北大庾岭建立大规模的根据地”，并认为“这是将来发展广东武装斗争的重大战略准备”。⑧到1943年，除东纵外，广东省内的琼崖、珠江三角洲、潮汕、南路等地区已建立起规模不一的中共抗日武装，唯粤北一带尚属武装真空。根据中共向敌后发展的活动原则，一旦日军发起粤汉线的作战，东纵势必北进拓展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史料来看，也正是在1943年中共再次将北进的工作提上日程，这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东纵前身)领导层对国内外抗战局势的把握密切相关。由于临近港澳，与中共中央又有直接的电台联系，游击队彼时的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已比较成熟。1943年7月，游击队领导层根据国际上苏联对德国已开始取得压倒优势、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等事实，判断出“国际形势大大有利，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及一切同盟国都要求中国团结，反对分裂，因此顽派法西斯式的一党专政的暴行与梦想，无论在国际国内都是孤立的”。⑨对日军方面，游击队领导层认为“敌寇在我国战场正面从春季攻势以来，即表现其压力之加强。春季攻势虽告一段落，但目前正频频调动部队，将兵力集中机动地区，对我国前线各战区寻求某一弱点，举行局部的突然围攻以削弱我力量，企图打击我抗战意志，动摇军心”。⑩而结合日军不久前在广州湾登陆并向西、北江前线进行蠢动的形势来分析，曾生等断定：“日阀对中国的正面进攻，以重庆为主要方向，而将必然以进攻广东，打通粤汉铁路为其重要的配合。以广东范围而言，则进攻粤北是主要方向，而以进攻东江打通广九铁路为重要配合。”(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