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文人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叙述自己与爱妾董小宛的婚恋生活，文笔优美雅致，感情哀艳酣畅，开创了一种由文人撰写，以“忆语”“琐语”等为题，以悼念家眷、追忆个人家庭情感生活为主的叙事散文作品——忆语体文学。从明末到清光绪年间，忆语体文学创作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的孤寂局面，直至二百多年后的清末民初才由以南社文人为代表的民国作家赓续并发扬光大。清末民初的忆语体作品在内容题材、叙事模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多步武冒襄之作，但在模仿因袭之外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采与时代特点。 一、忆语体创作的勃兴及其时代背景 由于作者的遗民身份及作品隐含的政治意味，《影梅庵忆语》付梓出版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湮没无闻，直至嘉庆年间方有陈裴之的仿作《香畹楼忆语》问世，欲与冒作一争高下。而纵观整个明清亦仅仅涌现出《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浮生六记》《秋灯琐忆》《小螺庵病榻忆语》五部忆语体作品。中华民国以后，忆语体创作才真正出现繁荣局面，肖亚男《近现代“忆语”汇编》一书共收录1910-1948年间忆语体作品53种，足见一斑，其中南社文人的作品约占总数的1/3，尤为引人注目。南社文人亦在作品中屡屡提及冒襄与《影梅庵忆语》，显有对冒作的模仿与致敬之意，如“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之作，情文兼至，传诵迄于今。兹余此作，非敢以水绘(按：水绘园位于江苏如皋，明末清初为冒氏产业，冒襄与董小宛曾居于此)自况也……和泪拉杂记吾二人之经过，聊志吾伤怀云尔”(《梦珠忆语》)“冒辟疆之言曰：‘爱生于匿，匿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我之于娟，其亦斯之谓乎?”(《娟楼忆语》)等。 肖亚男《近现代“忆语”汇编》完整收录17篇且提及3篇南社成员的忆语体作品。17篇作品分别为《寄心琐语》(余其锵作，1918年铅印本)《锁空楼忆语》(余空我作，连载于《礼拜六》1921年第110、111、112期)《梦珠忆语》(黄忏华作，刊载于《心声：妇女文苑》1922年第1卷第1期)《眉韵楼忆语》(张织孙作，刊载于《金刚钻月刊》1933年创刊号)《挹秀楼忆语》(冯平作，刊载于《北野杂志》1920年第1卷第2期)《菊影楼话堕》(王蕴章作，最初刊载于《双星》杂志1915年第1期，未完，1922年完本刊载于《半月》杂志第2卷第6期，后收录于1928年周瘦鹃所编之《忆语选》)《寒琼忆语》(王蕴章作，刊载于《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昭明忆语》(姚光作，1921年铅印本)《倚虹忆语》(周瘦鹃作，刊载于《上海画报》1926年第113期)《飞公忆语》(周瘦鹃作，刊载于《上海画报》1928年第369期)《涵秋忆语》(周瘦鹃作，刊载于《上海画报》1928年第356期)《曼殊忆语》(周瘦鹃作，刊载于《紫罗兰》1928年第3卷第2号)《倦云忆语》(程善之作，最初连载于1912年《中华民报》，后上海文艺小丛书社于1933年将其结集出版)《小灵忆语》(叶楚伧作，1928年大东书局铅印《忆语选》本)《影梅忆语》(包天笑作，刊载于《小说大观》1916年第5期)《日记中之忆语》(金天翮、沈章作，沈为南社成员，刊载于《小说丛报》1916年第19期)《咒红忆语》(王德钟作，1926年新民图书馆兄弟公司铅印本)，另有3篇虽未收录但作简要介绍的南社忆语体之作：《筝声琴韵楼忆语》(姚朕作，刊载于《小说丛报》1917年第4卷第3期)《南溟忆语》(姚鹓雏作，刊载于《江苏实业月志》1919年第1期)《扶桑忆语》(郑逸梅作，刊载于《导报》1946年第8期)。这些作品中发表时间最早的是连载于1912年《中华民报》的《倦云忆语》，最晚的则是刊载于1946年《导报》的《扶桑忆语》，从时间跨度上说基本覆盖了整个民国。除《寄心琐语》《咒红忆语》为铅印单行本，《昭明忆语》为铅印《思玄集》本(作者姚光辑录亲友哀悼其长子之辞而成)，《小灵忆语》为大东书局1928年铅印《忆语选》本外，其余均发表于期刊上，其中不乏《礼拜六》《紫罗兰》《小说丛报》等知名鸳鸯蝴蝶派通俗期刊杂志，由此亦可窥见南社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社于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成立，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923年解体后又有新南社、南社湘集社、南社闽集社等组织，前后延续三十余年，是在我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在思想和创作倾向上的显著特点即其“排满”“共和”相结合的民族、政体革命倾向，其名字的缘起即包含效法明社、反抗清廷之意。南社是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种民族观的论争而产生的。关于这两种民族观，梁启超称：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侯是也[1]159。 所谓“小民族主义”，指革命派严明满汉之分，将推翻清朝政权、解除民族压迫与反封建、反帝制的政体革命相结合，“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2]349。“大民族主义”则指改良派梁启超受西方民族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认为中国应“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159，方能一致对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良派以此为基础，鼓吹“满汉合一”“君民同体”等政治改良论，反对革命。在这场论争中，南社始终持小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排满”“革命”。 关于清末民初思想界的概况，梁启超曾说：“(甲午中日战争后)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的复活。”[3]32在具体师法对象方面，处于民族革命情绪高涨的清末，南社中人将注意力移向与自己处境相似的明季忠义，从中获取精神鼓舞与思想武器乃是十分自然的。他们纷纷拜谒凭吊明末忠义之遗迹，搜揽刊行忠义佚文，为忠义文集题写序跋，借以砥砺民众，严明夷夏之辨，激发斗争精神，例如陈去病“仅东林、复社诸人手迹就读到三千余通”(俞前、殷安如《陈去病年谱简编》“1905年”条)，柳亚子自叙：“余自束发受书，即有志里中文献，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稍长从陈子巢南游，搜讨益力。”(柳亚子《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南社丛刻》第十集)在这种背景下，明遗民冒襄的易代之作《影梅庵忆语》自然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南社文人与冒襄同为汉人，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了民族压迫，亦同样期待着有朝一日得以重见汉官威仪。文化遗民的共同身份使得南社文人与冒襄在相隔两个多世纪之后依然能够旷世相感，产生共鸣。 除去遗民情结外，南社文人和冒襄的言谈行止以及作品风格亦颇为相类。简言之，即是名士气十足。所谓名士气，或放浪形骸，或尚情守真，或持节不仕，要之，不外乎是一种高自标置的旧式文人习气，常常表现为雅会、嗜酒与狎妓。陈寅恪论及明末几社名士云：“几社诸名流之燕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关涉制科业者，实居最少部分。其大部分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当时党社名士颇自比于东汉甘陵南北部诸贤。”[4]282冒襄与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并称明末四公子，亦曾参与复社这样的清流名士团体，其为人“举止蕴藉，吐纳风流”(吴伟业《梅村文集·冒辟疆五十寿序》)，“兀傲豪华，睥睨一世”(余怀《板桥杂记·冒巢民先生七十寿序》)，南社诸君在这方面亦不遑多让。南社中坚柳亚子是其时名士的代表人物，自谓胜概豪情，不可一世。他与南社同人顾悼秋、凌莘子等于1915-1920年间发起酒社，每年“以中秋水嬉之夕，大会于秋禊湖上，画舫清尊，穷日夜往返”[5]567，并有《酒社中秋唱和集》问世。此外，柳亚子还曾仿效元代名士杨维桢携妓游分湖之事，乘“晓风残月之舫”“决游分湖”，并谓“以视铁崖(杨维桢)当日，草草撙罍，寥寥篇什，徒以伎人行酒，夸耀俗流者，又遑敢谓方今之不如古昔也”[5]607，其豪放狂妄可见一斑。这类名流韵事不由使人联想到《影梅庵忆语》中冒襄携董小宛游览金山之事。名士携妓游览名川的桥段本自东晋谢安“携妓入东山”的典故。此风于明季尤炽，陈寅恪述之云：“当时社会一般风气，自命名士之流，往往喜摹仿谢安石‘每游赏必以妓女从’之故事……盖昔日闺阁名媛之守礼法者，常不轻出游，即在清代中叶文学作品，如《儒林外史》叙述杜少卿夫妇游山，所以能自矜许，称为风流放诞之故也。”[4]392更有甚者，南社傅熊湘于二次革命败后为人通缉，赖妓女黄少君救助方得脱险，南社中人连篇累牍地吟咏玩味此事，所作诗文由傅氏结集为《红薇感旧记题咏》一册。凡此种种，足见南社诸君身上始终残存着旧式封建文人习气。旧派文人又往往最喜吟咏才子佳人之事，而清末民初写情小说正当繁盛，“坊间行销之新小说，不知其几千百种，其不作风花雪月之谈者，盖仅仅焉”[6]，此风的典型代表即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其中很多代表作家同时又是南社成员，如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王蕴章等，才子佳人型小说既是他们为迎合都市民众的通俗趣味，射利邀名所作出的文学选择，亦是他们在对才子风流的描摹想象中表现自我认同，维护其名士风采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