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伴随着书籍史研究的深入，也渐受关注。目前关于《史记》阅读史研究成果较少，所见有张宗品《〈史记〉的写本时代：公元十世纪前〈史记〉的传写与阅读》一书，是目前唯一一部聚焦于《史记》阅读史研究专著，以文本面貌的演变与阅读方式为论述核心，“考察典籍的阅读方式与文本、社会、学术之间的互涉”。研究时段定位于《史记》上板印刷前的写本时代，也即宋代以前这一时期，但在内容上延伸到了《史记》印本产生时期。这一时期的《史记》阅读方式无疑是抄读，《史记》文本经历了由不稳定到规范化的过程。张宗品将《史记》阅读划定为4个维度，即政治性、应用性、文献性与审美性①，分别指向作者、社会、文本与读者4种主体，这个阐释框架对于后续时代《史记》阅读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日本学者大木康《〈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第五章“《史记》与《汉书》的阅读史——《汉书》的时代”，虽名为阅读史，但比较简短，主要从目录书著录方面论述直至唐初，《汉书》阅读之于《史记》依然存在的压倒性优势。②单篇论文方面目前所见也较少，张宗品《从古写本看汉唐时期〈史记〉在西域的流播——中古时期典籍阅读现象之一侧面》③一文，收录在上述张著第三章，兹不赘述。拙文《明清士人〈史记〉阅读考察——基于科举应试视角》，基于阅读风气、阅读目的以及阅读文本变化等层面，对明清时期普通应举士人的《史记》阅读情况进行了整体考察。④《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一文，对不同阅读群体在《史记》阅读策略、阅读目的与阅读心态上的差异进行分析。⑤《阅读史视阈下明清〈史记〉文本衍生与形塑》以阅读与文本互动关系为视角，探讨明清时期《史记》衍生文本的生成与形塑过程。⑥总而言之，目前《史记》阅读史研究尚处于待发掘深耕阶段，新研究视角的引入必然会给当代“史记学”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一 科举社会：知识与阅读 讨论清代《史记》阅读绕不开科举制度带来的影响，而阅读活动本身又与知识具有密切联系，因而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口授课读”“不读”以及“禁止阅读”构成了《史记》完整阅读活动的多重面向，也指向了知识与非知识的二重样态。彼得·伯克在知识史研究中提醒我们，对于“知识秩序”概念的理解还需要关注到非知识或者无知部分，也就是在特定时间或地点，不同的人们不知道的是什么。⑦所谓的“知识秩序”，其实包裹于地点性与时间性之中，由具体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作为载体呈现，与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用彼得·伯克的话说就是： 对旁观者而言，这个体系里不同部分间的关系可能是最直观的东西，但局内人往往把整个秩序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秩序并不是有意规划的，但它会被文化价值，以及因各种目的建立的组织机构间的互动所塑造。比如说，在古代中国，这个体系是由儒学和科举制度占主导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知识的秩序是由伊斯兰教徒制定的，更具体地说，是来自清真学派和伊斯兰学校中；在苏联，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院来决定的。⑧ 彼得·伯克也强调，“知识秩序”概念的缺陷，就在于暗含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知识同质性，也就是说，知识秩序中其实存在主流知识与支流知识之分。清代一般阅读世界的知识秩序无疑与科举时文紧密相关，居于主流知识地位。在普通士人功用主义知识观中，阅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获取科举知识，知识视野较为局限。因而，考察清代《史记》阅读实践，“不读”或者“禁止阅读”自然也是需要关注到的层面，以呈现其完整的历史面貌。黄敦兵研究揭示出，至少在明清之际，关于“知识”界限已经大为缩小。⑨知识界限缩小，归根结底为科举制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知识界限缩小也就意味着知识获取途径与知识价值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大众读者群的出现，实用知识、历史知识、娱乐知识等书籍生产兴盛。⑩知识界限的缩小与知识门类的细化所带来的阅读的整体变化，同样可用来观照清代《史记》的阅读活动。张寿安研究指出，清儒治学方法的特点催生出具有“工具性知识”的专门之学，焦循定义“经学”时，极大地扩大了经学原本的知识范围与知识内容，将史书、诸子百家学说、天文、术算、阴阳五行知识等纳入其中以之为辅助性知识。(11)这种知识分化趋势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为我们更好理解清人阅读活动开展形式提供了帮助。 《史记》的阅读活动自然与史学知识的获取尤为密切。但当我们具体去考察时，却更多指向了相反一面，即史学知识的匮乏在清代士人知识结构中普遍存在。周作人回忆，幼时在书房中只能读“四书”“五经”，虽不能理解，也要读得烂熟，史鉴可以随意阅看，并不强迫，“史的知识非常缺乏，那是不足怪的”(12)。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上层士人对于《史记》《汉书》内容颇为不熟悉。(13)如乾隆年间，孙星衍登第后，散馆试《厉志赋》，其中用《史记》“匔匔如畏”语，而和珅不识，疑为别字，遂抑置于二等。(14)今人曹南屏在对晚清科举用书的研究中，也深刻揭示出一般士人群体中的这一特点。(15)从清代时人的批评中，我们更能看到大量的相关记述，如夏曾佑直白地说：“汉、魏、隋、唐，不知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16)最具讽刺的莫过于“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17)“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18)此等笑话在清代广为流传，虽不无夸张之处，却也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底层士人群体的知识结构、阅读世界中存在不堪的一面。科第高下与学问文章之间产生了极大裂痕，以致“某状元读常见书甚少，论及旧史，每多漏误”(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