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绵延不绝，蕴藏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①的革新基因与“天工人其代之”②的实践智慧。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民族精神、情感、智慧与审美的集中表达，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多重阐释困境：或局限于传统考据与注疏范式，缺乏现代学术思维的统摄观照；或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流于“以西释中”的机械比附；或纠缠于古今、中西、体用的二元对立，难以真正彰显中华文学的内在特质与发展逻辑。因此，如何在继承传统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融合现代理论资源，构建具有本土意识与全球视野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系，已成为当前学界亟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继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之后，再次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③这里的“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为突破上述困境、更新研究范式、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本文即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结合中华文学发展实际，围绕研究范式转型、研究视野拓展、研究理路深化、研究对象重估四个维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一 范式转型：超越“体用”之争，构建“文明互鉴”与“古今对话”新范式 以往研究在考察古今、中西和“体用”关系时，往往陷入“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论争，或将“复古”与“革新”简单对立。这种在中西体用、复古革新等范畴中纠缠不清的二元思维，终究难以解释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内在特质。因此，实现“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历史视野，超越古今中西体用之争，进行认知维度的提升。 (一)从“体用二元”到“文明层累互鉴” 研究范式的更新需要突破“体用二元”的认知框架，建立“文明层累互鉴”的动态分析模型。中华文明(包括文学)是一个不断层累、融合创新的动态复合体，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因子，如同地质学所谓的“层理”，逐渐积淀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学丰富复杂的整体面貌。 从礼乐文明层面看，青铜器铭文(如毛公鼎铭文)庄重叙事的仪式功能，奠定了早期文学与政治制度、伦理教化紧密结合的“体用”基础。其“体”在于维系宗法秩序、表达天命王权，其“用”在于记录功勋、沟通神人、教化臣民。这种体用关系一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始终。而从商业文明层面看，唐宋以来，随着城市经济和商贸发展(尤以长安西市、广州蕃坊为典型)，敦煌变文的出现、话本小说的兴起、元曲的繁盛，均以其浓厚的市井趣味为文学注入了鲜活的世俗精神和娱乐功能。这并非对礼乐传统的简单取代，而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体”)上，文学功能(“用”)的拓展与转化。白居易“商人重利轻别离”④的慨叹，既是对商旅生活的真实记录(应用性)，也蕴含着伦理价值判断(文学性)，体现了不同文明层的观念交织。再从市民文明层面看，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壮大，《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等小说深刻反映了社会结构变化和新兴市民意识。其“体”是日益复杂的市民社会关系，其“用”则表现为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对人性欲望的呈现与反思，以及对传统道德的挑战。 这种“层累”不是机械叠加，而是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为我们理解这种层累演进提供了科学钥匙：每一时代的文学形态(“用”)，都植根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体”)，并反作用于它。研究古代文学，就是要分析这种“体”(社会存在)如何具体地、历史地决定了“用”(文学形态与功能)，以及“用”又如何能动地参与“体”的构建与变迁。 (二)从“以古证古”到“古今对话” 传统考据、注疏固不可废，但“第二个结合”呼唤更具时代性的阐释学创新。刘勰《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⑤的论断，在数字人文时代获得了新的验证手段和阐释空间。如对《全唐诗》进行地理信息可视化分析，能够清晰呈现盛唐边塞诗中“大漠”“孤烟”“玉门关”等核心意象的空间分布，这种分布与唐王朝经营西域密切相关，与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期高度重合。上述可视化分析不仅验证了经济基础(丝路贸易)影响上层建筑(文学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以直观方式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生产的深层互动，赋予“世情”“时序”以具体可感的数据支撑，实现了传统感悟式批评与现代科学数字理性分析的对话。 20世纪末，袁行霈提出“文化的馈赠”思想，强调文明交流中的双向尊重、取长补短与融会贯通⑥，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同样强调文化交流的平等性与互鉴性。以此审视唐宋时期，粟特商人带来的中亚乐舞(“体”)如何催生了唐诗中“胡旋女”“琵琶行”等新题材和音乐性(“用”)，阿拉伯海商在广州蕃坊的活动(“体”)如何刺激了唐诗中“蕃客”“宝舶”“海色”等海洋意象的兴起(“用”)，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拿来”或“输出”，而是互为主体的“馈赠”与“转化”。当下研究，就是要激活这份历史经验，以古今对话的操作方式和具体实践，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提供历史镜鉴。 总之，范式转型的核心，在于确立一种基于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为指导的开放包容的研究视野，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文明互鉴和古今对话中焕发新的生机，从而既能深入历史肌理，又能回应时代关切。 二 视野拓展：立足“多元一体”，构建文明形态“三维互动”阐释框架 研究视野的拓展要求我们打破单一文明形态视角的局限，建立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三维互动”的阐释框架。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多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中心，这种“内陆中心论”难以解释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⑦中关于220个海外地名的文学书写，也无法阐释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作《星槎胜览》⑧蕴含的海洋意识。事实上，中华文明自先秦即形成了陆海兼备的文明形态。《山海经》的“大荒四经”保存了早期海洋神话，汉代朱崖郡(今海南)的设立推动了《异物志》等域外文献的产生，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繁盛更使刘禹锡等诗人留下“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⑨的诗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元时期泉州清净寺关于穆斯林商人宗教和贸易活动的阿拉伯文碑刻，以及明代李光缙《景璧集》中安平商人与士大夫频繁交往的记载⑩，实证了海洋贸易与文学创作的深度互动。可见，中华文明并非单一的农耕文明，而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复合结构，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如同三原色，共同描绘了中华文化的壮丽画卷。忽视任何一元，都无法完整把握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