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的重要观念。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一方面，这是对既往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另一方面，是由此展开了更广阔的文化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这一道路上，关键是要努力“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①。 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本上是对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文化根基的挖掘和展开，是自觉、主动地进行文化承续和创造。毛泽东在1944年就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②所谓“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便蕴含着“适合中国的实际”与“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这两层意义，可见，“第二个结合”是对既往观念和实践的延展和打开。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增强了文化自信，使得我们能更充分地回顾和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参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二 历史与现实 实践“第二个结合”，首先应该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契合处。由此进入，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映射、照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另一方面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接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呈现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马克思对文学艺术没有专门的著作，但他对世界文学之熟悉是令人惊叹的③，而他也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由此展开，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理论和观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为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将文学艺术与其产生的经济、历史、社会背景结合，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高度关注文学艺术所蕴含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574页)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社会历史的背景来观照、理解文学，这一马克思主义观念，鲜明地呈现在百年来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决定性影响上④。而对文学的历史、时代、社会语境的高度关注，也正是传统中国文学论说中非常突出的方面，恰形成相互之间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5-6页)。 在中国传统的文论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从现实立场来理解文学的产生与内涵，以及推重文学的现实功能与对现实的作用这两大方面：前者体现的是如何看待文学，后者则重在文学的教化作用或曰肯定文学的社会价值。后者着眼于文学的外在功能，指向其实践意义，历代相关论说不胜枚举；前者或许更多关涉对文学本体的一种规定性理解，似乎更具理论的意义。 孔子诗说，耳熟能详：“《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⑤“兴观群怨”四者，大抵都透露出文学功能论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能“观”(郑玄谓“观风俗之盛衰”⑥，朱熹称“考见得失”⑦)，正因为其以历史社会引致诗篇产生的认识为前提。后世儒家诗学大抵兼具文艺源自且呈现现实与文艺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两方面，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皆如是，而后者更清晰地表达了从社会、历史语境决定文艺面貌、品质的观念，《诗大序》代表了同样的意见，只是紧接着便谈诗乐的社会功能，更突显了儒家诗学的基本立场。 《礼记·乐记》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七，《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