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闻业的生产主体由多元行动者网络构成，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朱春阳，2023)，且有成为常识的趋势。但问题在于，在中国的媒介环境下(只有传统媒体才拥有新闻采编资质)，其他行动者的新闻生产行为何以可能？本文试图引入“外围行动者”(peripheral actors)这一概念，通过经验研究探讨“多元行动者是数字新闻业的生产主体”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新闻”(news)指的是广义上的本体论概念，即“新事实”(芮必峰，1997；刘鹏，2019)。它不同于经典新闻学研究中“新闻即硬新闻，新闻实践即职业活动”的基本假设，而是将普通人的日常新闻实践也纳入考察范围。正如彭兰(2021)所言，今天的新闻传播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交织，私人生活情境下的群体或个人视角需要被兼顾。对新闻的广义解读，既是数字新闻学作为新研究范式的核心特征之一(李艳红，2021)，也体现了近年来新闻社会史研究的创新之处。①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新闻具有杂合性(Splendore & Brambilla，2021)，纯粹的新闻信息常常跟服务、情感等内容混合在一起，体现了数字新闻业的液化特征。 一、外围行动者：新闻生产研究的新变量 外围行动者是一个近几年在全球新闻学研究中较为热门的概念，指的是新闻生产中的新兴力量。该概念虽然在数字时代被提出，但它所描述的现象在历史上一直存在(Eldridge，2019)。从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角度看，外围行动者类似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2008：312)所说的“陌生人”：他们今天闯入新闻业，并且要停留到明天，一点都没有要走的打算。由于相当一部分外围行动者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新闻记者群体，他们很可能会将群体本身无法滋生的特质引入新闻实践中，从而创新或者说颠覆传统新闻业的固有特征。 外围行动者活跃于新闻实践的多个领域，可能在个人、组织或网络层面展开行动(Hermida & Young，2019)。他们不仅存在于传统新闻业外部，而且在传统媒体之内也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在致力于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媒体组织中更为明显。换言之，外围行动者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它特指传统新闻业外部的新行动者；广义上，它还包括新闻软件开发人员、舆情分析师等传统新闻业内部的新行动者(他们可能不直接进行新闻生产，但又与其密切相关)。外围行动者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群体，例如在做新闻的规范程度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差异巨大。按照拉图尔对行动者的理解，外围行动者还应包括智能机器人、算法等非人行动者，但鉴于其激进观点不符合人本主义的主流立场，且智能技术的发展没有突破意识和情感壁垒，非人行动者尚且无法拥有完整主体地位(孙迎光，汪大本，2021)，因此，当前的经验研究只能将其视作工具去看待。 传统新闻从业者对外围行动者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希望他们给“处于危机中的新闻业”(Zelizer，2015)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却又时常感到自己的“管辖权”(阿伯特，1988/2016：12)和既有规范受到侵犯，这在对外围行动者的进一步命名上——如先锋记者(pioneer journalists)和闯入者(interlopers)—可见一斑。因此，外围行动者还指向新闻记者通常赋予该领域新来者的隐喻性地位：承认他们可能会带来创新或推动新闻业革新的必要成分(Ahva，2019)，但仍将其定位在新闻生产核心之外。事实上，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发展，外围行动者正在迸发出愈发重要的力量，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Tandoc，2019)。对综合实力不强的地方媒体而言，这一感触或许更为明显。 本文在界定研究对象时，采用的是外围行动者的狭义内涵，即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但又持续提供新闻性内容的非传统媒体。具体而言，它包含三个主要特征：(1)没有新闻采编资质；(2)不属于传统媒体，即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3)持续提供或生产新闻性内容。这一界定，既体现出我国媒介体制的主要特征(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也将“长期生产者”和“偶然参与者”区分开来。形象地说，外围行动者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属于“无证上岗”。当然，这里的“证”不仅指记者证和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证(具体的物)，还包括一种制度化的正当身份(无形的文化观念)。当前，外围行动者虽然主要通过数字媒介提供内容，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媒体”，因为只有持续提供新闻信息的自媒体，才能归入外围行动者。作为一个总括性概念，外围行动者既可指个体或由个体构成的群体，也可指组织。在实际表达中，可根据语境使用外围媒体、外围记者等关联概念灵活替换。上述界定，为后文的案例筛选明确了标准。 将外围行动者作为“新变量”引入新闻学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外围行动者是国际上形容新闻业新兴力量的主流术语，而且十分贴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没有新闻采编资质(合法性和正当性)②的情况下，新行动者只能在外围运作，即使他们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其次，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是传统媒体、政务媒体和普通用户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陆晔，周睿鸣，2016)，只关注传统媒体，很难准确识别数字新闻业的内在生态。再次，将外围行动者作为一个概念工具，有利于将分散的新行动者研究集中起来，与国际研究接轨，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与积累。最后，这也是对“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应该摆脱对传统媒体的过度依赖”(黄旦，2015；Deuze & Witschge，2018)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