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构建平等、和而不同并始终保持沟通的医患共同体逐渐成为医学界对医患关系新的理想假定(刘燕、伍蓉，2023)。然而，相关研究大多从西方中心的医患沟通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医患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文化情境，乃至人均医疗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往往被悬置。本研究基于对国内某顶尖三甲医院(下文称“H医院”)医患沟通实践的田野观察，发现在该院乳腺外科的随访实践中，医生(科研医生与诊疗医生)、作为患者的志愿者(以下简称“志愿者”)、(非志愿者)患者、护士等多元主体构建起了超越诊疗空间的沟通场景(空间)，并在不同场景中创造性地调用多种媒介技术手段开展互动。由此，本研究尝试引入“兼性”这一源自中国本土阐释学领域的概念作为概念框架，以扎根理论为方法，探究医患沟通中多元主体的互动特征，进而尝试构建生长于中国本土文化与社会关系中的医患共同体模式。 一、文献综述 现有医患沟通的干预策略多囿于医患二元主体的线性互动框架，如通过标准化沟通技巧培训或问题提示列表等工具以改良单向沟通效果。单维度的改良路径不仅难以弥合医患双方在话语体系、认知范式与价值取向层面的结构性差异，而且遮蔽了中国医疗场域中第三方主体介入的生态化沟通可能。当医疗实践遭遇时空压缩，过度聚焦二元关系改良可能陷入“技术理性陷阱”。这种范式困境的根源在于忽视了我国分级诊疗体系中的资源配置现实，以及志愿者组织、媒介等多元主体在沟通场域中的关系重构潜力。医患共同体作为解构医患二元对立的重要理论范式，为重塑医疗场域的主体关系提供了创新性分析框架。 (一)医患共同体：突破二元范式的理论重构与实践创新 医患共同体聚焦医疗全流程中多元主体通过信任建构、情感联结与协作共治形成的有机系统(吕小康，2022)。共同体理论要求医患沟通研究者超越“治疗—被治疗”的固化角色认知，关注多元主体在实践中的关系重构(Braithwaite & Westbrook，2010)。目前，医患关系研究领域形成三大知识脉络：其一，聚焦角色拓展研究，揭示药剂师(Rixon et al.，2014)、志愿者(Gong et al.，2022)、社区(Tran et al.，2004)以及家庭(Wittenberg-Lyles et al.，2012)等第三方在医患关系中的功能延伸；其二，深耕沟通策略分析(Fisher，1984；Wullink et al.，2009；Olson，2011)，论证情感支持(Chen et al.，2020)与患者参与度(Cegala et al.，2007)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机制；其三，关注权益平衡研究，强调知情同意权(Dyer & Bloch，1987)在复杂医疗关系中的制度价值。这些研究虽拓展了医患互动的认知维度，但分析框架仍嵌合于个体主义文化语境。 国内学者则致力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质的医患共同体理论体系：文化维度，尹瑞法(2010)的“生命共同体”与孙尚诚(2021)的“四重向度”，分别从儒家德性伦理与《周易》“生生”哲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制度维度，吕小康(2022)认为医患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风险共同体，其建设主体除了医患双方外，还应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等党政组织和社会组织，揭示医疗系统与社会结构的互构关系。实践维度，郑大喜(2010)、潘新丽(2015)等学者着力探究共同体建构对医患信任机制的修复功能。 医患共同体理论虽为突破医患二元困境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但其本体论层面的静态化倾向制约着中国本土医疗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吉登斯的“时空脱嵌机制”对于理解现代性社会中，如何“突破传统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的信任模式，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重建信任”(陈思宇，2024)提供了线索，却尚未给出医患互动情境中从“脱嵌”到“复嵌”的具体路径。 (二)阐释学“兼性”概念：医患共同体研究的可能路径 本研究引入“兼性”概念，正是基于其蕴含的“动态共在”的哲学智慧——既区别于西方契约型共同体对制度理性的绝对依赖，又超越传统共同体基于差序格局的伦理维系。这种理论勾连的潜在价值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关系建构维度，“兼性”强调“执两用中”的动态平衡。李建中(2024)指出，兼性阐释学的核心在于“持二禾而不执一端”，这恰与孙尚诚(2021)提出的医患共同体“四重向度”形成呼应。在H医院的田野实践中，志愿者既非完全依附医疗权威(如契约型关系)，亦非单纯依赖伦理义务(如传统共同体)，而是通过“转译者”角色实现制度性知识与经验性智慧的共生。既有研究多将医患共同体预设为既定社会事实，而兼性阐释学强调主体的“流动性共在”——医生在技术权威与情感陪伴者间的身份切换，患者从治疗客体向健康管理主体的角色转化，志愿者作为“康复者—助人者”的双重在场，共同构成动态的关系网络，将共同体从实体概念转化为过程性存在。 其次，空间生产维度，“兼性”有潜力突破功能主义的空间观。本研究发现，医患共同体的空间“兼性”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弹性化”(如微信群时序规则)与“伦理具象化”(如病房探访仪式)的交互作用，实现物理治疗空间向布伯(Martin Buber，1986)所言“我—你”相遇空间的创造性转化。“兼性”亦有助于揭示新媒体环境下多元主体与话语的互嵌关系。既有医患沟通研究多将媒介视作信息传递通道，而兼性阐释学提出了“兼收—兼容—兼化”的话语机制，即“兼收，意味着开放而非封闭；兼容，意味着多维而非单一；兼化，意味着吸纳而非吞并”(李建中，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