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物事”?从字面意义上看,“物事”指的是与物相关联的事。在甲骨文中,“事”与“史”同源。直至西周时期,“事”才从“史”中分离出来。因此,物事,乃物史也。从语义学角度分析,“事”指向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与现象,这些活动与现象通常可采用时间变量来描述,并渐积为“史”。换言之,在时间链条上,“史”是描述世界一切“事”的变量。然而,相对于“事”而言,“史”仅是部分或有限的历史描述。这是本文提出“物事”这一范畴,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另外,与“事”密切相关的词根,即为用“空间”变量来描述的对象——物。“事物”概念的出现,为描述时间的世界与空间的世界提供了极大便利。不过,当“事物”的语义重心稳定性倾向于“物”时,其物性叙事,连同其时间性、空间性,便构成了描述世界的核心维度。或者说,物性、时间性和空间性是构成描述世界的三大关键变量。 汉语词汇的意义演变充满辩证智慧。当“物事”的语义重心从“物”转向“事”时,其物性叙事便与时空维度共同构成了描述世界的核心框架——物性指向空间延展,事性承载时间流变。以丝绸之路为例,“物事”既包含瓷器、丝绸、漆器等物质的空间流转,也涵盖贸易、战争等事件的时间序列。这种双重维度恰如经纬交织,将工匠、商旅、传教士等主体的日常行为,编织成跨越文明的“事史”网络。丝路主体在历史时空中所经历的“物事”,既是日常之事、社会之事,也是文化之事、文明之事。换言之,丝路物事关涉丝路沿线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牵动了世界的文化神经与精神信仰,涵盖了宗教、艺术、农业、手工业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互鉴的文明细节。因此,“物事”作为中外交流的纽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内涵与交往逻辑。 从学术史视野来看,以孤立的“物”研究中外交流,无法显示其完整意义上的对话机制与文明互鉴范式。尽管学界在“以物为媒”的学术视角下,对中外文明互鉴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种视角不利于从整体性、系统性上阐释中外文明互鉴的复杂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以丝绸之路“物事”为中心,首先分析物事在民生、国事和文明维度上的特征与内涵,接着较为系统地分析中外交流中的差异互补、技术迁移、符号转码、功能重构等对话机制,并进一步阐明中外交流中形成的“物质为体、文化为用、文明为魂”的全球文明互鉴三元范式。剖析这种“以物为事”的中外交流对话机制与互鉴范式,或能为当代全球文明互鉴实践提供方法论依据,为破解文明冲突论提供可资方案,也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与国家治理提供一种镜鉴。 一、物事之维 “物”作为文明的具象化载体,是人类感知系统中最具实体性的存在。与物相耦合的“事”,其内涵结构呈现三重维度:关乎生存需求的民生维度、涉及政权运作的国事维度、指向意义生产的文明维度。民生需求驱动物质生产,国家意志规训物质分配,文明理念重构物质意义,最终形成动态的物事解释框架。 (一)民生之事 所谓“物事”,即人事或人史。在时空坐标系中,人的实践活动与物事演进呈现出拓扑同构关系:在时间维度,物事记录人类意志的历时性沉积;在空间维度,物事映射社会关系的共时性网络。这种同构性源于物事的双重本质——它既是主体意志的具象化投射,又是客体对主体的反向形塑。因为所有“物事”均是人的意志行动的产物。在“物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显而易见。譬如,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这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的,强调了丝路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其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工匠群体,数量众多却容易被忽视。尽管丝路上留下姓名的工匠甚少,但自张骞出使西域,丝路中外工匠交往便已开始。至魏晋时期,文献多有中外工匠交流的记载。《日本国志》记载,日本应神天皇三十七年,吴王曾派遣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位织女前往日本缫丝织布,以解决日本民众的穿衣之需。在唐代,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京兆人樊淑、刘泚等汉匠在大食国都城亚俱罗传授中国纺织技术,帮助大食国民众提高了纺纱织布的能力。13世纪时,法国工匠纪尧姆·布歇(Guillaume Boucher)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支持下,制作自动木偶作品,为蒙古贵族带来了新的娱乐体验。元代时,高丽使者文益渐来中国学习纺织,回国时将棉种及纺织技术带回高丽,推进了高丽棉纺技术发展,为高丽民众带去了来自中国的“温暖”。明代时,琉球工匠蔡夫人奉敕进京,贡奉花布,为中国民众带来别样的服饰美学。正德年间,日本工匠伊势五郎(中国名吴祥瑞)前来中国景德镇学习青花瓷技法,归国后于伊万里(今佐贺附近)开设窑炉,烧制白瓷和彩陶,为日本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精美的器具。1673年,法国工匠路易·波特拉(Louis Poterat)与其父埃德麦·波特拉(Edme Poterat)研学中国陶瓷技术,并成功试烧玻璃质软瓷,为法国民众带去新的生活器物。1759年,英国工匠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建厂仿烧古典主义风格陶瓷,大大增加了欧洲民众日常生活器具的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