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民主政治困境：政党功能失调、民意代表性削弱、公共治理陷入僵局。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虽在持续运作，民主制度虽在形式上依然维持运转，政党竞争性选举虽然依旧是政治过程的基本框架，但从制度功能与实效政治的角度观察，政党选举机制的代表性削弱，政府治理能力衰退，社会对政治体制普遍持不信任态度。西方民主制度无法再掩盖制度性的政治空转、机制冲突乃至政治异化，呈现出系统性、持续性和结构性相叠加的复杂面貌，其合法性正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社会剧烈撕裂、特朗普2.0政党个人主义的持续影响，还是英国“脱欧”过程中保守党的治理乏力及现实中英国工党的无能，抑或法、德等国传统的中左翼政党的衰落与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都是充分而深刻的表现。同时，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深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深陷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增大、排外主义情绪蔓延、民粹主义兴起等困境，政党政治总体呈现极端化、碎片化和民粹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现实持续动荡造成的政治发展不稳定及政策不连贯，与世界的变乱交织互为因果，表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基础正在动摇，民主衰退的表现已非短期性的选举周期波动，而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变迁的深层次制度困境。 本文力图通过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及其与宪政体制的运行，深入研究政党的系统性失能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困境，分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遭遇的危机，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衰退的制度逻辑。 一、政党的系统性危机引发政治衰退 传统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源于其在代议机制、政党竞争和宪政制衡三方面的协调运作。代议制赋予公民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政党竞争提供政治替代的可能，宪政制衡确保权力在制度轨道内运行即如果权力越轨则能得以纠正。在此背景下，作为制度化政治冲突的调节器，“政党是政府的组织者和中心，是政府中决定性、创造性的角色”①。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历程来看，政党不仅要承担多元利益整合、动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生成等任务，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搭建了制度化中介机制。当政党出现无法建立其成员的政治忠诚、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利益及提供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案等系统性失能时，它所承载的解决制度性冲突的功能势必外溢，使其出现系统性危机，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出现表面稳定而内在空转的衰退现象。政党的系统性功能丧失是民主政治衰退的前奏与缩影。政党的系统性危机有以下多种表现。 第一，政党呈现系统性混乱。长期以来，政治光谱是观察研究政党的基本理论工具，但这一理论工具对目前西方政党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却大为降低。西方政党的系统性混乱表现为政党极端化和政党碎片化趋势明显加强。选民倾向日益僵化，阵营对立对抗取代了议题协商，不同政党间的政策重叠区域大为收缩，导致妥协空间狭小。这种政治极化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体现在政党的政治纲领或竞选口号和议题上，也体现在社会文化与认同结构上，从而放大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对立，使得政治冲突的主体在传统的左翼、右翼等政治光谱之外具有了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化、排他化的倾向。 在美国，政治体系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是进入21世纪后的重要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例如，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内部的变化扩大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民主党强调的自由进步主义的性别政治、移民政策、身份政治等议题，在竞选策略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倡言将美国带向多元、自由、进步、像天堂般美好但没有人见过的不可知的未来；共和党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以经济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反建制姿态，重塑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内核和基层组织逻辑，倡言将美国带到一个辉煌的时代，这塑造了共和党的整体方向，主导着党内话语权，吸引着民众回归传统价值，重建美国人的故土家园，在历史中走出当下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身份认同迷失。②同时，地理分类扩大了红蓝(红色代表美国共和党，蓝色代表美国民主党)州之间的差异，各州在公共政策议程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政治议程和价值观完全不同且相互竞争的“两个美国”。在联邦层面，参众两院的投票无论是政策投票还是议案投票，基本上都是以议员所属政党划线。③政党的政治分歧导致州及以下各级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陷入僵局，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无所作为。④在施政方面极端的两党各有特色，民主党的拜登由于年迈失智出现“自动签字笔”等幕后操盘现象。⑤而共和党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执政风格大胆强硬、富有支配性、冲动、无纪律以及颠覆性地挑战传统，倾向于掩盖真相和规避法律。⑥在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在内政外交事务上推行了一系列极端议程，这些议程从长远看会对内固化党争对峙、激化社会危机并加剧美国政治衰败，对外加速美国全球力量调整以及推动现行国际秩序瓦解与演进。⑦特朗普以个人的政治算计介入国内治理与外交决策且多变无常，可以说，其不确定性是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的唯一的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