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规模、领土面积存在较大差别。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既有面积不足1平方千米的城邦国家，也有横跨11个时区的超级大国，“国家规模”(country size)的差异不仅塑造了各国的国家治理方略，更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演进轨迹。国家规模及其衍生的“规模负荷”或者“规模效应”，在政治学、国际政治等领域日益凸显为重要议题，同时也构成了影响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将国家规模作为解析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在经济学领域，国家规模对现代经济活动的各个维度均产生了深刻且直接的影响，如“规模经济建立在市场越大，生产就越大的基础之上”。①在政治学领域，国家规模被认为与制度架构共同构成了动态关联的历史命题，两者在历史长周期的演进中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政治学家既关心规模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认为“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其治理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负荷”，②又探讨国家规模对人类公共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存在何种比较优势或者劣势。大国治理注定比小国治理更难，尽管大国的规模正效应更为显著，通过集中辽阔疆域内的人财物，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使得国家兴盛，但是大的疆域规模也意味着更高的治理成本和治理难度。有效治理带来的规模正效应也会转变为因治理失效带来的规模负效应，规模越大，受到的资源制约越严重，维持经济增长的难度越高，陷入所谓的“规模衰减”。③“大国”因面临着更多的内外部风险和挑战，尤其是超大规模的物理空间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导致信息不畅、失真或者行政执行受阻等问题，对国家的治理要求会显著有别于规模较小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可能隐含更复杂的地形，更多样的文化族群、方言或文字，国家内不同群体达成共识的成本也会更高，这些因素挑战了疆域大国统一治理的有效性。作为理解“政治秩序”这种“第一性”问题的核心概念，将国家规模这一关键变量引入社会科学是必要的，这是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构建现代国家理论体系的重要逻辑起点。从观念演变、概念界定和概念化的意义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有助于建构一个可分析且规范化的国家规模概念。 一、国家规模观念的东西方比较分析 人是“语言动物”，语言是大量概念的集合。如果说概念是将无序的、杂乱的现实世界“重组”为一种有序的知识体系，那么观念就是概念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支撑。人们对国家规模的种种观念、看法、思想等构成了升华日常知识、凝练专业知识，建构关于国家理论、学术与话语的重要养分。哲学家审视“国家规模”对实现“善治”公共生活的影响，历史学家致力于探究“国家规模”形态的演变脉络，政治学家则聚焦于国家规模的最优边界与治理效能的张力问题。在政治学视角下，领土是国家规模存在的物理前提，为人口聚集、资源分布和权力运行提供地理空间。离开领土，国家就不复存在。领土与国家关系的演变，是理解“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关键因素”。④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边界”，而现代国家“有疆有界”，且“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⑤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这意味着领土的内涵已超越其物理空间属性，演化为一种实现政治统治的空间工具，进而塑造了特定的“领土意识形态”。⑥历史上的东西方世界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既包含对领土控制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也涉及对“国家规模观”的深层重构。所谓“国家规模观”，是指人们源于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对国家规模的认知、理解和阐释。⑦国家规模观为阐释历史上国家的兴衰以及疆域的增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西方从城邦、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交织着“小而美”“大而强”和“均衡论”的规模观念；中国从“天下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嬗变，则体现了独特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的规模观念。19世纪中叶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西方国家规模观的碰撞与交融。如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所言，“东西方文化彼此了解的真正困难，是因为西方文化受到古城邦经验之制约，而远东文化则是在官僚帝国主义的影响下长大的”。⑧只有通过长期求同存异的对话与交流，才有可能在东西方国家规模观念的碰撞中逐步“理解国家”，探索出具有文明兼容性的规模治理方略。具体而言，西方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蕴含着一种复杂多变的国家规模观，即“小而美”“大而强”和“均衡论”。 一是“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⑨“小而美”的国家规模观念主张国家应保持“适度”甚至是较小的规模，城邦因“小”得以实现民主治理的“美”。有限的国家规模被视为实现特定治理目标(如直接民主、强化社会凝聚力、提升决策效能等)的优势而非缺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理想状态的国家规模提出了两方面的限定：一方面，“国家大到还能保持统一——我认为这就是最佳限度，不能超过它”；⑩另一方面，国家应保持适度规模，“既不要太小，也不要仅仅是看上去很大”。(11)在某种意义上，“小而美”的国家规模观念是古希腊城邦国家在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下塑造出来的独属于古希腊的“地方性知识”。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146年之间的六个多世纪间，在欧洲南部、地中海东北部，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诸多岛屿上出现了城邦，最多时有上千个。地中海沿岸破碎的地形天然限定了城邦的范围，城邦国家的市民只能聚居在面积有限的沿海平原或者置身于山峦起伏的地形之中。“城邦如船，过大易倾覆”，“小而美”成为现实的不二选择。20世纪8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使用“小就是美”来解释小型政治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成功。(12)首先，可控的、较小的国家规模更容易培育民主精神。古典民主论者秉承亚里士多德传统，主张民主应当限定在小国寡民式的城邦范围内。因为“小国”，所以公民更容易产生“对某个单一的高度整合的社区的忠诚”；(13)因为“寡民”所以公民可以获得更多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其次，无需竞逐于领土扩张。通过贸易自由化，为新加坡、爱尔兰和瑞士等小规模国家突破规模限制，实现经济飞跃创造了机会。“小而美”的国家规模观念既根植于古典哲学对“适度规模”的推崇，又在当代技术革命与治理变革中焕发新生，彰显了小国的生存智慧。 二是“大而强”。在欧洲中世纪，只有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还有类似希腊的城邦，更普遍的国家形式是规模超越城邦的封建国家。近代欧洲国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治地图的急剧精简。“用数据来说，公元1500年，欧洲国家尚有500个左右的诸侯国、独立的城邦国家和无争议的领土，可到了1900年，欧洲国家的数量只有25个左右。”(14)随着疆域的拓展和人口的膨胀，规模庞大的帝国逐渐取代了狭小的城邦。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的“编后记”中提出，“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行动，通过这一行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空间都被开发、被图绘，并最终被控制”。(15)帝国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渴望”或“领土渴望”。例如，罗马以本土城邦为源，通过军事征服不断地扩张，最终从一座孤城发展为一个庞大帝国。对宏大领土空间的竞逐和崇拜的根源，是“领土越大，核心区域越安全”的安全焦虑，是“土地即财富”的资源争夺，更是“领土即话语权”的生存逻辑。从居鲁士的东征西讨到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的冒险，这种通过军事征服强化统治的模式，实质上构建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权力闭环——战争胜利带来疆域扩张，扩张的疆域又反哺统治威望。当然，地缘扩张的驱动力不仅仅是对军事荣耀的追逐，“大而强”在领土扩张中不断被具象化和物质化。其一，扩大税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领土是税收征管的空间载体，规模扩张实质上是国家财政权力的拓扑延伸。当国家疆域扩大至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时，劳动力的空间迁徙成本将呈现指数级上升。例如，在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一个由300多个王国组成的松散联盟”，(16)工匠只需迁徙至邻邦即可规避原领主的重税，但当拿破仑战争将德意志地区整合为“由41个成员国组成，包括4个自由城市”的德意志联邦后，劳动者的有效避税半径被迫扩大。(17)例如，巴登在1802-1810年间的面积从3900平方千米扩大到了15000平方千米，而符滕堡则由9500平方千米增加到了19500平方千米。(18)同时，得益于庞大的经济规模与复杂的治理结构，大国往往具备更丰富且高效的财政汲取机制。其二，降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如货币与金融体系、税收与财政制度、司法体系、基础设施、通信系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并不会因为人口规模扩大而成比例上升，反而会因为更多纳税人“买单”导致边际成本递减。此外，大国各区域之间可以用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丰富的商品选择。其三，提供“保险”。大规模国家可以凭借其广阔的空间纵深，将局部冲击在庞大的内部空间中稀释、分散与吸收，通过区域协同机制实现内外部风险共担，从而发挥独特的国家韧性“保险”功能，增强国家整体的系统稳定性。“一场自然灾害或者经济衰退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一个大的国家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9)其四，提供安全。冷兵器时代，依托重装骑兵与城堡要塞的防御体系，规模有限的国家可以维持基本的领土安全。16世纪以后，军事冲突的加剧以及火药武器等军事技术的革新，迫使绝对主义的封建政权通过加强对领土的扩张性控制，方能维系一定程度的国家安全或在对外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美国领土规模每扩大100万平方千米，潜在入侵者的战争准备时间就需要增加18个月”。(20)其五，促进经济发展。通常，“地大”总是与“物博”相关联的。国家领土面积与其自然资源禀赋存在显著正相关：疆域辽阔的国家往往在矿产、能源等资源的总量和品类丰富度层面更具优势。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有用的各种矿物资源和其他天然资源的可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土面积。大规模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更容易实现资源自给。例如，苏联依托广袤领土所提供的煤炭、铁矿、木材等基础工业资源，为工业化初期构建了完整的工业原料供应链。同样，大国各地区的气候差异更为显著，这为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21)在一定程度上，大规模国家通常能更充分地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这源于其庞大的市场空间与生产体量对生产率的正向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