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中指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分析和把握围绕当代气候危机和全球生态治理争论的实质，捍卫中国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传播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夺取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争论的话语权，彰显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贡献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和分析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面临的理论难题，探讨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途径与意义。 一、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面临的理论难题 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与借鉴，并由此形成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伴随着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界开始认识到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要求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开始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建构生态文明理论，形成了我国学界多种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同时并存的格局③。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赋予生态文明建设以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推进至最新阶段，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学界在展开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理化阐释和研究的同时，开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正是“两个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既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又发展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⑤。中国学界由此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并开始借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与特征，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面临如下两个理论难题：其一，从“两个结合”的视角，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生态思潮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其二，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到底仅仅是客观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还是既包括客观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又包括主观性的价值诉求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这在理论上实际上是如何理解生态文明本质的问题。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理论难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上述科学方法论决定了我们既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任务，又要吸收西方生态思潮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优秀成分，超越西方生态思潮和推进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实现现代转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讲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富足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包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又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制约。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党的执政目的，这就决定了“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只不过这里所讲的“发展”不再是以环境为代价，注重速度和数量的发展，而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绿色低碳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客观上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就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文化体系、制度体系、经济体系，以生态文明发展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艰辛探索的结果，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质，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⑥五点内容，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清洁世界的奋斗目标。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必须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中心任务。 基于上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分析，我们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对西方生态思潮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和意义作出辩证的分析。具体来说，既要吸收生态中心主义对生态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的探索，对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的批判和对简朴消费观的探索；也要吸收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绿色发展思潮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调，对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同时也必须既与否定发展、否定人民群众发展的愿望和权利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潮区别开来，又与把发展归结为满足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需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区分开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坚持“天人合一”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道法自然”“万物平等”和“厚德载物”的自然观，“中庸之道”和“持中贵和”的“和”的价值观，取之有时、取之有道和简朴适度的生活观。上述思想是中国古代先人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经验总结，并把这一经验外化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是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是主客体尚未分化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生态文明则是经过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祛魅”，主客体分化和主体性充分发挥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需要通过重新“返魅”，追求主体与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消极意义上的共生，这与生态文明要求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积极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既属于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古代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就决定了需要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开现代转换，使之既具有科学的理论形态，又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而问题在于，当前学界既存在着片面强调对于西方生态思潮和西方生态治理的超越，忽视其理论和生态治理模式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积极作用的现象；又存在着停留在一般意义上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肯定，看不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由于其经验形态、文化形态和时代限制而形成的历史局限，过分夸大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过程中的作用的倾向。也就是说，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西方生态思潮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理论性质与作用的问题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