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文化建设是提升政党领导力与凝聚力的关键一环。作为学界公认较早关注“政党文化”这一现象的西方学者，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在考察政党团体在英国议会中的诞生历程时，察觉到政党是“由于意志和意向相类似而产生的”[1]183，揭示了政党团体产生的文化根源与心理因素。霍布斯之后，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历史学家阿克顿等学者同样关注了政党的文化原则、文化传统、道德风范、行为风格等具备文化属性的隐性要素[2]148[3]357；斯宾塞更是将政党组织的起源归结于政党文化的发轫[4]4。区别于上述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对于政党文化属性的相关论述呈现出以巩固组织凝聚力作为政党文化建设核心的特点，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文化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斗争性、突出先进属性的标识性以及提升无产阶级斗争水平的建设性等多重特征。十月革命之后，针对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现状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效能的现实掣肘，列宁虽未直接使用“政党文化”这一概念，但对政党文化建设的内涵、结构以及规律进行了大量论述，作出了“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5]67等重要论断。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内容，有助于科学把握党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联，深化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科学认识。 一、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生成的历史背景 卢卡奇曾评价列宁是一位“长时期来从理论的根本因而也是在决定性的、实践的方面(即组织的方面)”[6]42来着手处理问题的重要领袖。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探索，正是这一评价的重要印证。十月革命之后，经济文化落后现状对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掣肘——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资本主义剥削这一母体孕育下的落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员文化素质相对落后以及党内官僚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深刻影响着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背景构成了列宁求索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考原点。 (一)落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使党陷于“旧世界的污泥” 落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对于先进政治制度发挥效能形成的隐性制约，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推进执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背景。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马克思对于波拿巴在政变当中利用“拿破仑观念”实现对农民阶级的欺骗这一现象曾评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7]471。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受困于漫长历史所积淀的文化传统这一“梦魔”的纠缠。13世纪初期，俄国文化的演进曾经历东方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迅速植入的蒙古人统治时期，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系因而具备了深刻的东方烙印，这一现象被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描述为“野蛮的黑暗”“混沌的自然力”[8]52-53。进入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虽使俄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冲突中沿着西化的道路不断前进，但俄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色彩未曾消弭，而是伴随着俄国领土扩张形成了信奉专制主义权威等文化传统，凭借数百年的积淀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文化建设难以忽视的文化基因。1912年，列宁对于安·潘涅库克在《阶级斗争与民族》一书中所写的“传统也是实际的现实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对其他人发生影响”这一观点表示赞成，还做了“确实，是的”等批注[9]363。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面临着俄罗斯民族遗留下来的“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10]99-100等落后风气，更需要与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10]94作斗争。质言之，十月革命尽管实现了政治体制的革新，但落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却如同“旧世界的污泥”[11]438一般难以清理，对政党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惰性与隐性规制。 (二)党员文化素质相对落后使党面临文化“被征服”的历史隐忧 政治统治不仅涉及政治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指涉经济文化层面的征服与被征服。1853年，马克思在分析印度历史时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相继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莫卧儿人等，不久却在文化上被印度化，“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7]686。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不仅面临着“物质贫困”的显性制约，更需消解“文化贫困”[5]408对党带来的隐性制约。尤其伴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全方位参加与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内容对俄共(布)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要求，但受制于文化素养与管理水平的低下，部分党员难以胜任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有效领导。1921年，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举办的学习班所挑选的127名学员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员仅有3名，26人接受过中等教育，其余则仅接受过初等教育。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样以文化领域的“被征服”现象警示全党：在历史上，许多军事上胜利的民族，由于文化落后而不得不沦为“被征服者”[5]98，警示党现在正因文化上的贫困而面临着执政失败的巨大风险，告诫全党加强对自身文化的改造与建设。因此，为了提升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能力，使党免于文化被征服的风险，必须通过提高文化的方式，使广大党员具备应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新要求的能力。 (三)党内官僚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亟须党的文化整顿 十月革命之后，官僚主义在党成为执政党的背景下滋生蔓延，是列宁加强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背景。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将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从苏维埃土地上铲除尽净，建立一个相信和依靠群众、善于发现群众积极性的国家机关，是列宁的夙愿[12]440。但受到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囿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背景下群众文化素养相对较低，苏维埃这一善于发现群众积极性的国家机关所发挥的效果并不理想。因而，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带有剥削性质的旧国家机器，并且按照党纲建立了通过劳动者实行管理的国家机关，从而构成了能够将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工作舞台”[13]204，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当中，广大劳动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效果却受到了文化素养相对落后与观念滞后的制约——大多数劳动者仍习惯于生活在被动的受管理的政治环境当中，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理解局限于平等主义的习俗以及对乌托邦的呼唤[14]511，流于肤浅的政治口号，更难以实现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主动参与和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监督，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也在这一背景下生长起来。“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15]318，在党成为执政党的背景下，更需以政党文化建设帮助广大党员减少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克服官僚主义习气对于执政党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