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问世以来，剥削问题便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核心关切。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的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着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加剧着对全球劳动的剥削。在此背景下，如何寻求一种更为新颖的、更加符合现代生产力变化的剥削理论阐释，成为当代左翼学者政治话语叙事的重要课题。作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性政治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一大重要研究课题便是重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奈格里早期参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理论实践，到其与哈特合著的标志性三部曲——《帝国》(Empire，2000)、《诸众》(Multitude，2004)与《大同世界》(Commonwealth，2009)，再到后续的《宣言》(Declaration，2012)以及《论共同性》(The Common，2023)，哈特和奈格里逐步建构起一套贯穿资本批判与主体政治的理论框架，继而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继承与当代化拓展，更提出了一种新的批判话语和政治想象。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结构。围绕“非物质劳动”和“共同性”这两个核心概念，他们试图重构现代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已从传统物质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攫取”转向对知识、信息、感受、社会关系等“共同性”财富的占有，由此催生一种新型剥削形式。因此，基于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文本考辨，分析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剥削批判的重构路径，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两人的剥削叙事进行回应和批判，能够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本质特征，明晰马克思剥削理论在数字时代的理论效力与当代价值。 一、剥削前提的“权力式”置换：生命政治全域受控取代私有制根基 随着资本主义从工业时代(福特主义)向后工业时代(一般智力时代)转变，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资本剥削的形式和场域也发生了深刻变迁。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敏锐捕捉与深刻洞察，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经典范式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已经不再具备相应的解释效力，必须在继承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同时，重构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以适应全新的历史条件。 为了正确认识当下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管控形式，同时寻求一种从资本宰制中获得解放的工具，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的方法”，①认真考察和确立当下“劳动的技术构成”，或者说，搞清楚“在当下的全球经济中，谁在生产、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问题”。②借助政治经济学学者所探讨和强调的主要趋势，哈特和奈格里主张，当下资本主义劳动范式发生转变的三个重要标志在于：第一，“非物质生产范式”已经取代传统的物质生产范式，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占据着“霸权”或“主导”地位，生产非物质商品如图像、知识、信息、情感、符码以及社会关系等的劳动形式，被界定为“非物质劳动”，包括表征“知性或语言协作”的“智力劳动”与表征身体状态、思维模式的“情感劳动”；③第二，无论是从“量”的层面还是“质”的维度，“工作的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都在进行着情感性劳动”；④第三，“移民与社会和种族混合过程的新模式”，既加速着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趋势，又与劳动的“女性化”相伴而生。基于此，哈特和奈格里断言，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已“将生产组织从线性关系转变为无数不确定的分布式网络关系”。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劳动范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厂厂房，而是扩展至整个社会范围，涵盖了情感劳动、文化生产、知识创新等众多领域。 在考察当下“劳动的技术构成”的过程中，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实质的社会关系解读为分析生命政治生产提供了关键性启发。换言之，与其说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是通过商品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毋宁说资本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而导致的“对社会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因而，当下的生命政治生产不是简单的“生产主体和被生产客体”这一过程，而是一种双重性生产：不仅指向社会生命、主体自我、社会关系以及共同性的再生产，而且被资本吸纳为价值增殖的源泉。简言之，哈特和奈格里视域下的“生命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整体范畴，既是资本运作的场域，又是潜在的反抗契机(即生命本身孕育着合作与创造力)。但哈特和奈格里并不认为这一生产范式能使社会大众自由地、共同地生产且平等地分享共有的财富资源，因为“非物质劳动仍旧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受着剥削”。⑥诸如知识、信息、情感、图像、编码等类似的共同性资源虽然为社会成员建构出全新的社会关系网、为社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共享资源，但这种生产共同性的主体性生产“也为生命权力的争论开辟了一个领域，为资本试图包容和剥削生命生产的共同性开辟了一个领域”。⑦当生产方式已经完全转变为生命政治生产时，“资本主义对生产的控制渗透到整个生活中”。⑧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资本不再有外部，彻底进入了“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阶段，⑨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在资本内部进行，剥削也遍及一切角落。更为具体来看，“剥削建立的新基础包括资本主义命令从工厂(福特主义的工业组织和泰勒化的工人群众的纪律)逐步过渡到整个社会(通过对非物质劳动的生产霸权，通过认知劳动的价值增殖，金融控制等)。这意味着资本运作的新基础是对合作、语言和共同社会关系的剥削(通常它取决于所谓的社会外部性，内化为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中)。”⑩因此，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以非物质劳动及其自主实施能力为重心的“剥削的总体化”，(11)资本作为一种生命权力正吞没着社会。 就此看来，通过对劳动力性质变化的分析，哈特和奈格里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已经越过了工厂的围墙，渗透进所有社会关系，同时也规定着所有社会关系”。(12)简言之，当代资本的剥削是“工厂—社会”的剥削。当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与生活的界限都被抹除，资本控制的范围便延展至教育、医疗、社交等领域。由此，生命政治被全面纳入资本的积累逻辑之中。在此过程中，资本的控制不再仅仅依赖对工厂、机器等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活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通过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知识生产的网络化以及生命本身的治理中，实现对人类生命形式的全域捕获与剥削。这种剥削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每一个利于价值增值的时间原子和社会空间，每个人的生活都变为生产性的。据此，哈特和奈格里将当下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前提扩展至“社会生产生活的全面资本化”(资本全方位的生命政治控制)。也如奈格里所言，“价值的提取是在全球生命政治领域进行的，并不局限于明确致力于工作过的空间和时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