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阐释资本主义历史走势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或必然灭亡的论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然而，自19世纪末爱德华·伯恩施坦率先对这一理论发起攻讦以来，关于资本主义崩溃问题的争论便未曾停歇。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不断在危机中重生的现实境遇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历史性挫折，这一争论逐渐演变为各种修正或否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发展论”“终结论”等思潮，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似乎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格局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塑，使关涉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崩溃问题再次被提上案头、反复讨论。有鉴于此，从学理上重新考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逻辑，系统梳理并回应相关争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围绕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理论交锋 从思想史来看，关于崩溃问题争论的一般轮廓源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的诞生的零散论述”①。其核心见解是：一方面，马克思确立了一条“危机—革命—崩溃”的阐释路径，强调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彻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会引发标志着社会再生产全面停滞的经济危机，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长期遭受资本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提供了通过政治联合发动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的契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既没有给出完整且系统的危机理论，又没有详细论述周期性危机如何转化为制度性崩溃的具体机制，使得这一阐释本身被视为极其笼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②。由此，一场围绕资本主义崩溃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帷幕。 (一)立足经济危机的现实效应反对“崩溃论” 19世纪末，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指出，尽管在马克思的学说里，资本主义将面临一场由无所不包的经济危机引发的“灾难性崩溃”，但现实发展却表明，资本主义具有无限“适应”社会状况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在信用制度的完善、垄断组织的扩大等措施中缓解乃至消除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走向崩溃的理论丧失了现实性，无产阶级不应依据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到来的社会灾变诉诸暴力革命，而是应当充分“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③。显然，伯恩施坦意在以资本主义“适应论”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否定“危机—革命—崩溃”论。 面对伯恩施坦的攻击，以“中派”立场出现的卡尔·考茨基在不同时期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态。1891年，他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和生产过剩危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日薄西山，生命垂危……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垮台。”④1902年，他虽然承认崩溃的必然性，但开始弱化经济因素而强调无产阶级斗争的决定性作用，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伯恩施坦所理解的那种崩溃理论——即‘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避免的途径’”⑤。相反，无产阶级的胜利，会在资本主义堕入无可奈何的局势之前，将经济的发展转到另一个方向⑥。如果说此时考茨基还承认和肯定崩溃论，那么到1927年后，他则与修正主义合流，组成了反对崩溃理论的统一战线。在他看来，随着卡特尔的联合等新形势的出现，“危机会有朝一日达到这样一种扩大和持久的程度，以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成为不可避免的”⑦这一论断已然找不到根据，并且，危机本身也会在“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⑧时，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而被消除。也就是说，只要把一切国际卡特尔结合成为一个“超卡特尔”，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结成利益联盟而进入没有冲突和危机的“超帝国主义”时期，从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任何经济失败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坚信资本主义必然在经济危机中灭亡到弱化经济崩溃而强调政治斗争，再到完全拒斥经济崩溃，在考茨基立场转变的背后，内含一条与伯恩施坦相似的分析主线，即表面上都将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状况与经济危机的现实效应视作对待崩溃问题的客观依据，但实际上却只是片面地抓住并夸大了经济危机的积极作用。只不过，伯恩施坦据此完全拒斥危机的必然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而考茨基虽然承认并强调“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⑨，但反对将危机视为革命的催化剂，幻想存在一个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垄断性组织，其对崩溃问题的分析最终与伯恩施坦殊途同归。 这样，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一条基于危机的现实效应来反对“危机—革命—崩溃”论的思路逐渐形成，并在此后演化为两种路径：其一，反对将资本主义崩溃理解为一种由危机引发的经济上的必然，强调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制度结构，虽然阶段性爆发的危机会引起动荡和混乱，甚至导致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资本主义不可能被零敲碎打地分化瓦解或逐步取代”⑩。相反，经济危机引发的动荡和混乱恰恰会倒逼其采取诸多反制措施，从而实际上成为在对抗中增强资本主义制度韧性和生命力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点，就是对待崩溃问题上的宿命论。其二，拒斥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虽然马克思将危机看作革命的重要诱因，但历史经验却证明，危机与革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危机引发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工人阶级可能转向革命，也可能被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裹挟而走向保守的或反革命的道路(11)；忽视这一点，就会如部分激进左翼一般，陷入危险的短视之中，甚至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掩护(12)。更何况，面对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有无限扩张的可能”，此时，反而“革命是不道德的和破坏性的”(13)。总之，经济危机至多起到排斥或改革资本主义而非取代资本主义的作用，其非但不会引发“革命性崩溃”，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在自我调整中延续统治、延长寿命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