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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内驱:碳中和目标下气候与环境治理的紧迫需求。通过碳汇以抵消或缓解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及其环境危害,这种气候与环境治理价值是碳汇审计的根本起因。当今社会环境问题突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指出,2019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过往200万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碳排放成为气候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世界气象组织(WHO)发布报告称,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量和海洋酸化四项关键性指标在2021年创下新高。全球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危机临界”状态。上述以全球变暖为重要表征的气候变化将危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林伯强和蒋竺均,2009)。面对当前严峻的气候变化议题,国际社会持续努力、共同应对。我国明确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程度,并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30年达到峰值,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目标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碳汇这一关键过程作用的发挥(丁仲礼和张涛,2022)。自然和人工碳汇能够有效抵消碳排放,确保“双碳”进程由碳达峰向碳中和平稳有序过渡。然而,当前碳审计相关研究存在重排放端、轻碳汇端的“头重脚轻”阶段性趋势。有关学者对近10年碳审计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发现碳排放、碳达峰是新时期关注度爆发式显现的热点主题,而碳汇和碳中和暂未成为审计研究关注的议题(张妍等,2024)。因此,出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内在需求,并结合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开展碳汇审计研究有着紧迫的内在必要性与前瞻性的理论意义。 2.经济内驱:公共受托责任下市场—政府双重失灵的监督需求。碳汇作为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生态公共品,其资源属性天然契合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内在要求。碳汇资源的全民共享属性与保碳增汇的社会公共责任已构成全球共识(蔡为民等,2024)。但在实践中,企业和政府作为主要使用者和监管者,会因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的叠加作用,在公共权利和资源使用、公共责任履行中激发“委托代理”难题;同时,代理人的有限理性可能引发非故意性决策偏差,致使碳汇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并陷入次优均衡。碳汇的价值实现依赖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协同作用,然而上述委托代理问题进一步触发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失灵。一方面,作为生态资本,碳汇价值实现需要市场机制激活,但是碳汇的公共性与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例如,企业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损害公共利益,而固碳减排服务难以通过市场定价得到补偿,这会诱发“搭便车”行为与“公地悲剧”。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物品,碳汇可持续利用依赖政府规制作为保障,尤其当市场无法解决碳汇的外部性问题时,政府需介入。而政府作为公共受托人行使管理权时,规制俘获与行政寻租风险等可能扭曲政策执行,如碳配额分配中的权力干预或生态补偿资金使用偏离目标。综上,公共受托责任下,涉碳经营、管理活动伴随着市场—政府双重失灵的风险,亟需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解决碳汇资源分配利用和保碳增汇责任履行过程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这种监督需求的内生性驱动,正是碳汇审计产生的经济驱动逻辑。碳汇审计通过独立监督、鉴证与评价,能够在“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之间构建制衡纽带,确保公共受托责任在生态治理领域的有效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