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两大重要流派相继诞生，对地理学及其他学科产生深远影响。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与段义孚(Yi-Fu Tuan)，他们都有突破实证主义地理学范式的共同诉求——将“真实的人”重新带回地理研究的核心[1]。人文主义地理学批判计量学派完全忽视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呼吁关注实证主义长期忽视的人的情感、价值观与意识，以设身处地的方式理解人居世界[2-3]。计量学派内部以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格列奇(Reginald Golledge)为代表的行为地理学家强调对“能动的人”的行为分析，通过引入风险、不确定性、偏好等行为决策条件，对传统空间科学范式提出尖锐批评[4-5]。 尽管两大流派宗旨相近，但在方法论上却一度“针锋相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将狭义的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合称为广义的行为地理学[6]。但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学派兴起，行为地理学作为新旧两派的中间派与人文主义学派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激烈“论战”[7]。行为地理学批评人文主义地理学割裂主观与客观，忽视了社会现实对人的约束[4]。例如，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8]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限制要素，而这些要素是行动者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批评行为地理学虽关注人，却仍未摆脱实证主义的机械思维，未能将人的价值与意义置于首位[9-10]。例如，莱(David Ley)[11]批评行为地理学仍只是将空间方位、距离等概念机械地对应个人的心理特征，仍没有逃脱传统区位论的套路。尽管两个学派在理论对话中言辞激烈，但通过相互叩问和批判省思，推动了各自理论和方法论深化[12]。随着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到来，挑战一切既有方法论成为地理学主旋律[13]，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对话不再是焦点话题，但一些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相继被引至中国，掀起了一轮引进与学习的热潮[14-15]。进入21世纪，行为地理学者积极介绍西方行为地理学理论、翻译经典教材并开展大量的本土实证研究[16-18]。虽然国内行为地理学者已经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理论上仍显滞后[19]。人文主义地理学被引进到国内的时间稍晚，李旭旦先生在1983年2月将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译为中文[20]。2005年段义孚先生短暂回国与2022年其逝世后，国内迎来了两次短暂的人文主义研究热潮，但也很快褪去。长期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地理学一直面临阅读多但研究少、热度高但影响弱的窘境，特别是对段义孚先生著作的热捧络绎不绝，但长期跟踪并从事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 学术对话是保证学术和学科正常发展的重要途径[21]。格列奇[22]曾批判西方地理学家们基于“某某主义”空费力气的内耗和相互批判的怪象。近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同样忽视了学科内部的对话，面临着多重挑战：自然与人文耦合的挑战、人文与GIS结合的挑战以及人文地理学内部流派以邻为壑[23-24]。尽管GIS领域也正在进行人文主义转向(humanistic turn)，但仍远远不够[25]。目前正值地理学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国地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亟需创新思想的关键阶段[26]，推动学派间的有效对话显得尤为迫切。 两个学派诞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跨学科的基因与沟通人文—自然世界的潜力[5，26-28]。面对当前两大流派自身发展乏力、交流稀少的窘境[19，21，26，29]，我们更应重拾其对话传统。多元化是地理学学科的优势，但多元化也带来了分支之间对话的困难。这种情况下更不能因噎废食，坚持多元化就要加强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30]。近年来，国内学界已出现一些积极的尝试，周尚意等[13，31]利用行为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了鲁迅的时空轨迹，呼吁人文主义学者要保持与其他流派的对话。行为地理学者柴彦威[6]曾组织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专栏，并强调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有一定的契合之处。2024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文化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青年学者论坛以“共性与个性：人本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地理学邂逅”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两个领域的融合创新之道，推进了两个流派的交流与发展。在此契机下，重返其思想源头，从代表人物哈格斯特朗与段义孚的理论与实践中正本清源，正当其时。 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作为同一时代的学术巨擘，其思想与实践本身就超越学派分野。本文通过回顾两位学者的学术生涯与思想脉络，采取“互文”的方式，发掘哈格斯特朗学术观点中的人文主义内核，又以行为地理学的视角审视段义孚的学术行为与空间实践，进而比较两个学派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异同，力图为两个学派的再次对话提供新的切入点，为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创新探寻可能路径。 1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格斯特朗 1.1 行为主义、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辨析 将时间地理学的创始人哈格斯特朗归为行为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尚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对行为地理学(behavioral geography)、行为主义地理学(behaviorism geography)及时间地理学(time geography)的理解因研究者立场、专业领域乃至沿袭欧美地域差异而存在差别。“行为主义地理学”是一个相对狭窄且带有批判色彩的标签。它源于华生(John Watson)[32]所开创的、将人的行为简化为“刺激—反应”模式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这种方法排斥不可直接观察的意识，该术语常为人文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用，以批判地理学中过于实证和机械的研究取向。因此，多数该领域的学者自身会避免使用“行为主义”标签，更倾向于采用“行为论方法”(behavioral approach)来界定自己的研究，以示区别。更有甚者如格列奇[33]认为一个独立的行为地理学范畴或许本不存在，它只是批判者所设立的“假想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