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指以住宅区位改变为标志的人口移动，是迁移主体(个人或家庭)在同一城市内居住地点的变换，即住房的再选择过程[1]。该过程涉及地理位置、房屋类型、住宅价格等多重属性特征的变化，亦受到经济、社会、政策、个体等多方叠加因素的影响，对城市人口分布调整、社会空间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均具有关键作用[2-4]。面对这一复杂多元的社会空间问题，各国学者均试图在“混沌”的居住迁移现象中寻找规律、透视机制及评估效应。Rossi[5]提出家庭生命周期循环会造成家庭结构变化，进而产生住房和服务需求，而迁居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家庭住房来满足这种需求。其中，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是造成城市家庭主动性迁居的重要原因[6]，为子女教育而发生的居住迁移称之为教育驱动型迁居(简称教育迁居)，并且已成为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而备受关注[7]。 西方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教育改革逐步将择校权下放到家庭和个人[8]，政府在推动资源均衡布局和教育公平方面的责任相应削弱，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水平家庭的自由择校行为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9]，特别是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差异化选择问题。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具有更高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以及对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偏好，故更容易进行“教育选择”[10-12]；工薪阶层受资源和惯习等限制，更倾向于就近入学[13]。在学区制度国家如英国，拥有优质学区产权的家庭拥有入学优先权，购买相应“学区房”成为家庭竞争社会再生产机会的主要方式[14]。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郊区，中产阶层家庭在结婚和育儿后通常会选择搬至环境宜居且教育质量较高的郊[15]；不过随着城市中心教育质量的提升[16]，也有越来越多中产阶层家庭选择搬回市中心，成为“家庭式绅士化”(family gentrification)群体[17-18]。总体来看，在西方，尽管择校作为中产阶层家庭的“义务”逐渐兴起，但其对住房和教育两方面因素的考虑相对比较平衡[10]。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与居住空间的双重分化，大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成为极其常见的社会空间现象，城市家庭根据自身居住需求和行动能力而频繁进行的主动性迁居正在成为居住迁移的主要形式[19-20]，城市居民向着与其社会地位、家庭需求和居住偏好等相匹配的住房和邻里迁移成为必然[21-23]。近年来，城市内部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教育空间(受教育权)与居住空间(住宅产权)的共轭耦合、捆绑叠加，使城市中教育驱动的居住迁移现象屡见不鲜[24]，教育迁居已成为影响城市居住分化和社会空间再造的重要力量[25]，引发社会地理、教育地理及城市地理学者的多元化讨论。尤其是作为义务教育主力军的公办中小学，以严格的学区制度和房产作为入学前提，使教育机会与学区住房紧密挂钩，“以房择校”和住房获取成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26-29]。学区制度下的住房和教育构成“交互场域”，两者“游戏规则”不同但存在相互强化，导致富裕、中产阶层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双重生产和优势叠加，而无法购买优质学区房的家庭则受到双重排斥[27，30]。 伴随着社会流动、住房消费和文化资本积累等议题，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场域不仅关系着向上流动的途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再生产既有的社会阶层地位[8]。因此，教育迁居不是简单的居住地改变，更隐含着不同群体对城市社会资源的空间争夺意蕴，并由此带来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空间重构。国内学者对于教育迁居的研究，主要涉及教育资本化、教育资源空间不均衡、教育引致的隔离、学区/教育绅士化等相关问题，并发现教育迁居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迁居模式[29，31-33]。教育迁居行为不仅受到宏观外部因素和家庭经济资本影响，更与迁居者的家庭结构与生命历程、个人与家庭社会属性、居住和文化偏好等个性化因素息息相关，即“行动者”阶层地位、教育意愿和住宅选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34]。 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中关于场域组成三大要素(行动者、规则、竞争)、行动者“实践”三大动力因素(场域、资本、惯习)等相关内容，提出以“教育迁居场域”视角阐释教育迁居的动因机制与社会效应，试图将教育驱动型迁居、社会群体阶层属性以及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空间过程与架构，从多学科视角深入理解教育迁居、居住分异和学区绅士化的社会根源，以期从理论基础、研究模式及逻辑框架上，推进教育驱动型社会流动与空间重构研究，亦为城市内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1 教育迁居场域的理论基础 场域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用以解释社会空间中各种“资本”的分布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助它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现象和个体行为背后的逻辑与规律[30]。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一个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其中聚集了拥有相似权力和惯习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此场域内进行斗争和协商，以争取各自更多资本和更高地位[35]。布迪厄将场域视作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认为社会是由多个相对自主的小世界构成，这些小世界就是不同的“场域”，各场域间既相对独立，也相互影响。“场域”可以理解为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36]。 场域理论作为分析社会实践与个体行为的重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为理解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身份构建以及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37]，也为解读教育迁居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基于行动者(agents)①、规则(rules)②、资本(capital)③等场域基本构成要素，以及构成场域所必需的条件(竞争与博弈)④等，提出教育迁居现象(实践)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且具备典型特征的新兴场域。在教育迁居⑤情境中，城市内部的政策环境、迁居行为参与或影响该现象的相关行动者⑥、对学区房的竞争行为⑦、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后代教育诉求与文化惯习等共同促成教育迁居的场域。图1意在表达相对于未将教育作为迁居主要考虑因素的家庭，少数高收入家庭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参与学区房竞争并迁入名校学区，形成差异性的社会群体、住房、教育资源三者集合与相互关联情形；通过两种情境的比较说明教育迁居场域的形成，揭示在学位权与城市住房绑定的现实规则下，教育迁居场域叙事的空间抽象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