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居住保障，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农村人口“离农、离乡、进城”的趋势日益明显[3]，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同时，随着“农二代”“农三代”农业技能的缺乏，返乡不再是他们的保底选择，而是更倾向于扎根城镇，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中国的城乡关系已发生重大变迁，正逐步从“乡土中国”步入“城乡中国”的新阶段[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3267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6.16%[5]。农村人口的严重外流伴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剧，导致“城盛村衰”格局。但农村宅基地总规模不降反增，形成了“人减地增”的逆向发展态势，致使大量宅基地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加剧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导致农村地区人地协调关系失衡的问题凸显[6]。 中国宅基地占地规模庞大，2018年总面积约为1.7亿亩[7](1亩≈667 m[.2])，约占集体建设用地面积的54%。调查显示宅基地闲置率达19.51%，其中绝对闲置占比11.82%、相对闲置占比7.69%，盘活潜力达423.74万hm[.2]，而合理闲置比例仅占7.01%[8]。因此，盘活农村宅基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十分紧迫。宅基地退出是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村集体将其转向为效率更高的一种土地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使其从建设用地(居住功能为主导)转向为兼具其他复合功能的土地[6]，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的经济补偿或其他形式的安置措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农村地区闲置宅基地退出、提高利用率，成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关键环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切实摸清底数，加快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加强规范管理，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标志着国家政策层面对农村宅基地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对宅基地多元化盘活利用方式进行新探索，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因此，探究宅基地退出及分类治理有效路径，对于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近年来，学者以感知价值理论[9，10]、计划行为理论[11，12]、推拉理论[13，14]等为指导，从多视角对宅基地退出机制开展研究。从已有研究看，学者主要围绕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15，16]、退出机制[17]与退出补偿标准和方式[18]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内容丰富。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19]，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发达地区农户退出意愿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3，17，20]。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对宅基地依赖性强、退出意愿较低，主要受限于补偿标准和社会保障水平[21]；而沿海东部发达地区因经济补偿较高且多样化安置选择，农户退出意愿更强[22]。研究视角多从农户个人特征[14，23]、家庭特征[3，12，24]、经济特征[25，26]等微观层面探究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涉及Probit模型[3]、Logistic模型[27，28]、Tobit回归模型[29]、结构方程模型[10]等。此外，宅基地退出分类治理逐渐受到关注，有学者从农业需求侧视角探讨了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差异化分类退出机制[30]；另有学者系统识别了农村宅基地闲置的刚性、弹性和隐性三类闲置形态，并针对性提出分类治理对策建议[31]。以上从多角度探讨了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丰富了宅基地退出的研究内涵。 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核心是保障农户权益的同时，实现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但在政策实际实施过程中，农户面临着宅基地退出后需承担风险及对现有生活的情感依恋等诸多现实挑战，使得政策实施效果受到限制。在此过程中，风险感知是农户退出决策的“隐形枷锁”。宅基地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农户抵御风险的“最后防线”，当前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存在生计转型与社会保障的矛盾，当失去宅基地“兜底”功能后，农户面临非农就业能力不足、生计不稳定等问题，强化了风险感知的影响；在情感层面，宅基地对农户来说不仅是居住场所，更是承载其情感寄托、家族传承及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托。农户通过土地依恋感、地方认同感和生活舒适度等多维度情感投射形成情感锚定效应，宅基地退出则意味着其社会空间的改变[32]。另外，中国人自古“落叶归根”的思想也是对宅基地依恋的体现，是其退出过程再三考量的因素。 然而，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宅基地退出过程的外部因素，而对作为决策主体的农户内心认知机制的探讨相对薄弱。农户心理认知的多维性反映了宅基地退出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该决策是多因素权衡的结果，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维度分析，鲜有学者将风险感知与情感认知两个关键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性剖析，以探究农户主体认知与感知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未能充分揭示二者对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此外，在退出类型划分方面，目前较少有研究基于农户主体感知与情感认知双重机制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在理论建构上突破单维分析范式，通过引入风险感知度与综合满意度，构建“心理感知—情感认知”二维分析框架，而后基于农户多维决策机制开展实证研究，并结合农户主体认知与感知对其退出意愿进行类型划分，为理解宅基地退出决策机制与分类治理提供新分析维度。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清水县为研究区，采用层次分析法对1025份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心理感知与情感认知对宅基地退出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宅基地退出意愿进行分类并提出差异化建议，旨在为优化农村土地利用模式、推动乡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