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振兴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响应“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领域[1]。作为乡村振兴本质过程与高阶形态的乡村现代化不仅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亦是人类社会绘就世界现代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发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终极问题”[2]，在以人口流失与老龄化、物质空间与基础设施破败、城乡差距扩大与乡村空心化等为基本特征的全球性乡村衰落背景下，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21年发布《2021年世界社会报告：重新思考乡村发展》，提出重新调整世界乡村发展策略，以增强乡村与SDG 1、5、6、7、10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联系[3]。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30年代，由晏阳初、梁漱溟等学者推动，而“现代化”概念的明确政策化表述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形成。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提出多项乡村现代化战略[4]，2022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深刻论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农村改革重点领域，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可见，乡村现代化已成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从学理上阐释乡村现代化的研究框架并明晰其重要议题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中国“以地谋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导致现代化进程具有典型的空间特征，也带来生态破坏与区域间、城乡间失衡等空间性问题[5]。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历来有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学科传统与使命担当。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前沿进步和整体性变革，蕴含着人类文明要素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客观过程[6]，是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7]，美丽中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时代命题无一不是地理学长期引以为己任的研究范畴[8-10]。其中，乡村振兴通过乡村重构这一重要抓手为实现乡村现代化提供基本手段[2，11]。乡村重构是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2]，而全球乡村发展格局的急剧变化所引发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正是乡村人地失调甚至对立的结果[13-14]。因此，乡村现代化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不断重构优化的过程。地理学作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以地球表层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机理为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学科[15，16]，是支撑国家现代化、城乡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科学议题的重要学科基石[17-18]。中国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正不断将农业强国、粮食安全、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乡村治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乡村热点议题推向以乡村人地系统重构为核心过程的乡村现代化这一战略主题。然而，乡村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要素多元、功能多样、空间异质性突出，以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为基本特征的地理学，可以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技术方法，为乡村现代化研究提供直接有效的理论支撑[19]，在构筑乡村现代化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中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从地理学视角建构乡村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框架有利于推进乡村现代化的系统研究。 乡村现代化蕴含的农业繁荣、农村美丽、农民富裕等时代命题，可由地理学通过时空综合理论范式开展学理框架构建与实践方案探寻。虽然地理学关注乡村发展历史悠久，并已在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综合研究[20]、乡村聚落转型与优化[21]、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体系[22]、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多元化[23]、地域乡村转型发展模式[24]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把握乡村现代化的研究脉络、科学问题和研究趋势提供有益启示。但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地域模式、体制机制、实践指导方案等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困境仍需深入破解[19，25]。乡村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综合的非线性复杂过程，其科学认知和合理调控需要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旨在回答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现代化的概念内涵是什么，如何基于地理学视角构建乡村现代化的研究框架，在地理学走向领域拓展及与新技术融合的趋势下，乡村现代化的未来重点研究议题有哪些等问题，以期为相关学者开展乡村现代化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借鉴和方向启示，为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学理依据和应用参考。 2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现代化研究框架 2.1 乡村现代化的学科基础与研究进展 2.1.1 多学科基础与地理学理论支撑 乡村现代化(Rural Modernization)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命题，关注跨学科研究可为深入理解乡村现代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提供综合视角与分析切入点。通过文献检索与梳理发现，乡村现代化研究主要可归属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并在乡村经济要素配置与产业形成机制[26]、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特征与文化认同[27]、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与资源配置[28]、乡村重构与人地关系及土地配置[29]、乡村聚落形态与人居环境设计[30]、乡村自然生态过程及形成机制[31]、生物资源及技术利用的形成机制及驱动效应[32]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图1)。其中，经济发展是乡村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其本质是各类乡村生产要素基于特定秩序的配置过程，但不同地区乡村的资源禀赋深刻影响着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进而影响乡村产业类型、水平及阶段，从而在底层逻辑上影响现代化进程[33]。因此，经济学和地理学在提供底层学科分析逻辑的同时，综合其他学科为乡村现代化研究提供了要素配置和区域差异的核心切入点。从区域差异来看，地理学以“时—空—人—地”综合的研究范式，在空间视角下探讨乡村现代化的格局、过程、机制机理、效应等研究[9]，既能为乡村现代化提供一般性的空间规律解释，也能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兼顾要素特征的综合理解。从理论支撑来看，地理学以空间、区域、综合等学科思维，提供城乡关系理论、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等重要理论或逻辑见解。首先，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处理。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开放、结构互补、功能耦合的地域综合体[24，34]，乡村现代化受城市现代化所约束和支援，并伴随着城乡关系演进而螺旋上升和不断重塑。因此，将乡村现代化纳入城乡关系总体框架，坚定城乡融合和城乡连续体的理念认知是探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耦合协同、进而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其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乡村地域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在特定乡村范围内，由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等相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复杂开放系统，系统内部要素流动对其反馈机制的重塑导致乡村现代化过程的时空分异[12，35]。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乡村衰落亦被定义为乡村地域系统的退化[35]。换言之，乡村现代化则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22]。因此，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可成为全新认知现代城乡关系、洞察乡村现代化问题的基本依据，以及乡村地理学视角下乡村现代化理论框架建构的基本出发点。此外，20世纪社会现代化的线性发展思潮与乡村外生发展主导的现代化范式，导致乡村长期陷入城市的剩余和支配地区、农业生产空间等“现代”的对立面——“落后”的“边缘化”桎梏[36-37]。21世纪以来，在生产主义农业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与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向往的双重驱动下，乡村地域功能的供给侧主观开发与需求侧客观选择推动乡村“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外生—内生”转型发展的多元化社会需求[38]，促使乡村多功能成为突破传统/现代的阶段性秩序定义、弥补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和过度依赖外部条件等传统乡村现代化范式缺陷的重要路径选择和基础理论支撑[2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