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内涵与目标不断拓展，城市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以人为本、注重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阶段[1，2]。在此城市转型过程中，人地关系矛盾持续突出，如土地利用不集约、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居民个性化生活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3]。这凸显了在城镇化新发展阶段下城市社会空间精细化治理以及科学决策的紧迫性。行为地理学凭借其注重人的主体性与个体决策过程的特性，成为刻画人类社会个体的时空移动过程、揭示微观人地关系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4]。然而，行为地理学在复杂人地关系分析与解释上仍面临挑战，需要在理论与方法论上进行更多创新探索。 首先，当前行为地理学主要强调于微观个体视角下探究个体行为与空间环境的静态关联，忽视个体间的社会关系与网络交互，对于刻画个体间频繁互动下“空间—行为”交互过程与机理还存在不足[5]。其次，传统的基于宏观空间与基于微观个体的研究范式在理论构建上缺乏互动，造成了微观个体与宏观现象分析的割裂，制约了对跨尺度人地关系复杂性的探索[6]。因此，面向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精细化治理需求，亟需提供从微观个体视角出发，到个体行为网络，再到揭示地理宏观现象的跨尺度研究范式，包括个体间社会关系、地域间空间关联以及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多元交互和动态联结，深化对人地关系时空动态与作用机制的探索。 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关系转向强调从关系视角认识复杂人地关系，认为世界可以被理解为流动的拓扑结构和事物相互关联的产物[7-9]。对此，本文梳理关系转向的理论背景、学科影响、技术支撑以及对行为地理学的思维启蒙，探讨关系转向视角下行为地理学的理论与分析框架，强调将个体置于社会关系的宏观结构背景下，建立关系网络视角的跨尺度研究范式与阐释框架，实现对人地关系的复杂动态交互过程与因果机制的深入理解。 该框架旨在理论视角、分析范式与研究方法等三方面进行创新：①从孤立的微观个体主义视角转向基于个体间交互的关系网络视角，突出个体时空行为决策的关系嵌入性和社会建构性；②从割裂的宏微观研究范式转向跨尺度的全过程分析，注重解析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空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交互过程；③从依赖小样本调查数据转向整合多源异构大数据，引入复杂网络、机器学习、因果推断等新兴技术和计量模型，充分挖掘居民时空行为的模式以及行为与空间的交互机理，为精细化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新的技术支撑。总之，面对当前城镇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需求以及行为地理学科发展要求，本框架旨在发挥行为地理研究的微观视角分析优势，利用关系网络思维重构人地关系研究分析范式，为城市空间、社会关系与居民行为的互动关系提供更精准、动态的行为解释框架，也为破解城市复杂人地关系难题贡献了理论探索和方法论创新。 2 行为地理学的发展挑战 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以来，行为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10]。行为地理学强调从微观个体出发揭示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其理论与方法已在区位选址、消费行为、时空行为规划、犯罪行为和出行行为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1-13]。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时空行为特征日益呈现出多尺度、动态化、跨域化等复杂特征，个体中心范式在理解空间—行为交互全过程，实现微观向宏观推演等方面局限性逐渐显露[14]。具体而言，行为地理学当前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2.1 理论基础有待拓展：从“个体主义”到“关系网络” 行为学派多强调从微观视角理解人地关系，与区域宏观视角研究形成互补，使得行为地理学在解析当前中国城市微观人地关系问题上具有独特的分析优势[4]。然而随着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个体间的交互愈加频繁，个体的行为决策也深受社会环境和他人的影响[15]。将个体视作社会系统中的原子般独立存在的微观个体主义视角已无法满足当前的研究背景与实践需要。这也导致行为地理学难以与社会宏观背景建立关联，已有研究较少考虑个体嵌入的社会网络对个体出行行为决策的塑造，无法真实模拟个体活动—出行行为决策过程，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靠依据。 已有“空间—行为”交互研究多关注城市空间对行为的制约和影响，通常利用微观个体属性特征在空间上的平均汇总来解释宏观环境的差异性以及群体特征差异[16]。事实上，每个个体所处的社会宏观结构并非统一，而是以每个个体为中心所形成的差异化的社会网络。简单地基于空间范围将个体属性进行平均汇总，难以准确刻画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容易导致对个体行为影响因素的片面理解和错误解释。因此，行为地理学需要实现从“个体主义”到“关系网络”的理论分析视角转变，将个体置于动态的、差异化的社会关系背景中，系统审视个体与其他关联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及其效应，丰富个体时空间行为决策的理论框架，这将有助于理解微观个体行为与城市空间以及社会宏观结构的交互过程。 2.2 研究范式有待整合：从“二元割裂”到“关系融合” 行为地理学已逐渐形成“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基础，主要关注空间行为(时空间中的行为)与行为空间(行为形成的活动—出行空间)两方面研究，还区分了基于空间、基于人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17]。其中，前者主要关注行为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善于揭示人类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单元上的汇总特征，但往往忽略了个体间差异[14]；后者则主要聚焦个体行为活动视角，重视对认知、态度等心理机制的剖析，但被诟病于脱离了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语境[13]。在城镇化转型背景下，城市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生活空间品质要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因此需要更精确地人地关系分析与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