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基础设施建设是各国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和工具[1]。虽然西方社会大多已进入“后基建时代”，但中国、印度及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处于热潮阶段。当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占全球的1/3，其建设规模和速度既重塑了国土空间和人地联系，压缩了传统的时空感知[2]，也为理解中国人地关系演变提供了关键视角[3-4]。近年来，基础设施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5]的重要分支，正以其多主体、多要素和多时空的综合研究受到关注。国际上，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地理系等知名学府都明确将其列为重点研究领域并纳入学生课程；相关专题也频繁出现在全球地理学术会议(如2024年美国地理学家学会年会、国际地理联合会等世界地理学术大会)和学术期刊[6-8]，并且以“中国特色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作为其中一个核心议题进行了研讨[8]。 中国人文地理学不同分支(如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交通地理等)虽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成果，揭示了不同要素及行动者在塑造基础设施的动态过程及其人地关系效应中的作用，但总体上尚未形成面向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系统性理论和方法体系，无法充分解读和总结中国背景下基础设施发展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同时，当前国内研究主要侧重基础设施的“硬”建设和效益，而对涉及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软”过程的探讨仍显不足。诚然，关注基础设施配置效率的提升以推动其功能的实现，是中国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和传统，但该领域也存在着研究迭代的内在需要。特别在以人为本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开展基础设施的“软”过程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社会需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的全局目标①。如何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更好融入、推动地方发展和社会转型，以及在基础设施在地化过程中实现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合效益，同时提升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水准，已经成为国家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大需求[9]，也必然推动着国内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理论迭代与实证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国内外地理学对于基础设施研究的联系和差异，并尝试强调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例如，安宁等认为国内地理学对于基础设施的本体认识相对“物化”，偏向认识其“工具”属性，国外研究对于基础设施本体的理解相对“关系化”，偏向认识其所关联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与文化效应。造成国内外本体认识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和学科发展阶段的差异[10]。文章还面向中国基础设施“走出去”的背景，提出以人类为中心以及超越人类中心两个维度的研究框架。从性别角度，冯雅欣等的综述认为，女性主义可以为分析基础设施的社会和文化效应提供重要的视角，比如性别差异及其相关的权力过程如何嵌入基础设施设计、建造以及使用多个阶段等问题[11]。蔡晓梅等引入“流动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一具体的设施门类尝试对理论进行本土化，并结合中国境内外人口流动的特征，从迁移者的“出发—入境—停留—定居/驱逐”所形成的移动闭环来赋予这一概念更深刻的理解[12]。以上理论引介和反思工作共同点明了当前基础设施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向”的态势，同时也为开展国内外基础设施地理学理论对话提供了重要基础。 然而，基础设施地理学从受关注以来便是一个扎根本土、响应需求的研究领域，基于不同国情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发展特色，而研究的本土化是其中理论创新的关键。中国当前面临的现代化既有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又有区域差异显著、地缘关系复杂的背景，同时也需要面向物质和精神文明协同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基础设施规模的巨量性、类型的多样性、发展的快速性，叠加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的独特性和一体多元性等，使得以西方为主的国外基础设施地理学学术话语体系无法充分适用于中国基础设施国情[8]。因此，在国内外研究对话的进程中，至少要实现两个方面的目标：①需要追求理论的统一性，通过系统梳理国外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研究，寻求其中共性的认识和普适性的视角，并作为基础设施地理学本土化的基础；②需要强调中国实践的价值，这包含了“守正”：延续和发挥国内地理学已有对于基础设施研究所形成的特色和优势；也包含了“创新”：顺应国家对于基础设施为人民服务的总体要求，立足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理解、认识并挖掘基础设施的社会文化性。 基于此，本文不仅关注国内外研究的差异和借鉴，更关注基础设施地理学的本土化建构。首先系统梳理了西方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的现状、内涵与主要议题，并指出当前的“社会文化转向”。其次，回顾中国地理学中有关基础设施的相关研究，批判性地总结研究传统和研究需求。最后，尝试立足于中国实际，基于理解基础设施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认识并挖掘基础设施的社会文化性两个维度提出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2 国外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发展现状、内涵转向与主要议题 2.1 国外基础设施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分析②，2001-2024年间基础设施地理学的学术产出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快速增长但也出现显著的空间不平衡。首先，欧洲(尤其是英国和西欧国家)、美国、中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学者贡献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美国学者的发文量占总量的27%，位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中国，发文量分别占比12%和9%。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分别占比5%和4%。相比之下，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贡献相对较少。综合来看，“全球北方”的学术影响力明显强于“全球南方”。尽管多数西方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阶段，但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快速重塑人与人、人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后基建问题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快速基建现象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为该领域提供了强大的社会需求基础。然而，南方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理论自主”的过程中，仍有较大的发展需要和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