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应当切实和充分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义务，率先提高碳减排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然而，在政策执行层面，各国气候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度创新探索低碳转型路径。发达国家气候政策则呈现反复性和“双标”特征：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虽然承诺3690亿美元气候投资，但其碳边境调节机制仍存在WTO合规性争议，《巴黎协定》亦沦为两党斡旋筹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已导致发展中国家对欧盟出口平均成本上升。 气候治理的矛盾在于，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碳税等机制转嫁转型成本，迫使发展中国家加速减排并遏制其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足全球均值60％，但其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要求建立补偿性融资机制，却迟迟无法得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认同。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策分化正从理念分歧演变为制度性对抗，在碳减排目标、低碳补贴与碳税三大领域尤为明显。首先，发达国家普遍利用绝对量指标，要求发展中国家2030年前实现40％～55％的减排幅度。这种忽视历史责任和技术能力的刚性要求，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完成减排承诺的双重困境。其次，低碳补贴政策正演变为新型贸易壁垒。欧美以气候治理为名，行产业保护之实，导致发展中国家绿色产业面临技术断供风险。最后，碳税机制的设计缺陷加剧了气候治理的不公平。欧盟CBAM将发展中国家企业间接排放纳入核算范围，却未扣除其已支付的国内碳成本；将相应的收入用于本土能源转型，实际上违背了《巴黎协定》关于气候资金的使用原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气候资金缺口日渐扩大。 发展中国家气候资金不足，源于资本市场作为连接资金供需的纽带，其响应机制会因各国气候政策的分化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和方向。本文以理论模拟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气候政策分化如何塑造跨境资本流动格局，深入剖析了气候政策分化通过影响投资回报率、风险溢价对全球资本配置的短期波动与长期演变的作用机制；基于2010-2024年全球48个主要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数据，实证检验了气候政策分化对资本流动的边际效应与结构性影响。 相对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系统性梳理并凝练出当前全球气候政策分化的三类表现，提供了新的指标测算思路。通过系统分析气候政策分化如何通过影响资本市场回报率、风险溢价，探讨了气候政策分化对跨境资本流动格局的重塑作用，拓宽了全球资本市场宏观分析的视野。②基于包含环境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E-DSGE)仿真模拟，刻画了“政策分化—风险溢价调整—资本再配置”的传导逻辑，解析了三类气候政策分化作用于资本市场的理论机理，将跨境资本流动细化为短期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和资本异常流动，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吸引力上的分化趋势及其背后的气候政策驱动因素，为资本市场管理以及制定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气候政策提供了参考。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包含气候政策的开放经济E-DSGE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气候政策分化下的资本市场响应仿真模拟，第五部分为气候政策分化下的跨境资本流动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1.气候政策分化问题缘起 国内外学术研究从政治博弈和伦理认知差异两个维度对气候政策分化的形成机理做了系统性阐释。在政治制度层面，党派意识形态与选举周期构成了西方社会气候政策演化的驱动力，政治博弈直接导致政策周期性反复(Shipan and Lowry，2001；Van Boven and Sherman，2021)。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陷入困境。一方面，西方国家在绿色技术标准、能源安全等领域采取了更多内向型政策，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Chen，2024)。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歧与气候融资不均，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同中谋求公平的诉求(Carrapatoso et al.，2022)。 伦理认知差异则从价值层面塑造了政策选择的分野。发达国家弱化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在气候协同治理等方面表现消极。而发展中国家则聚焦生存权，强调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Tomoi et al.，2022)。 2.气候政策分化的表现 随着气候政策成为国际博弈的工具，相关研究揭示出国家间在气候问题上立场的分化不仅体现在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上，还反映在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差异性上。一方面，气候变化的跨国性使得各国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国际协定和合作机制便是重要的表现。然而，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实施三十年，但全球气候政策的效果仍然有限。国家间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分歧，使得气候合作变得困难重重(Schwarte，2021)。另一方面，东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之争也延伸到了气候政策领域。西方国家正试图通过制定和推广严格的气候政策规则，继续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框架(Alqudah et al.，2024)；而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正逐步通过可再生能源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等手段，增强其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Li et al.，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