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从消除贫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已然内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目标。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标志着共同富裕从理念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3]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与自我造血功能至关重要。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仅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从共同富裕的“共享”与“繁荣”两个维度来看，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赖跨越式发展，而内生发展动力则是决定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的核心因素。因此，只有持续激发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才能避免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推动欠发达地区从依赖外部援助向自主发展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全面阐释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对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进行测度，并揭示其演化特征与时空分布规律，为科学制定欠发达地区帮扶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进一步地，本文深入剖析当前制约欠发达地区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阻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不仅在理论层面丰富了内生动力的研究，也在政策层面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二、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围绕“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核心问题，主要涉及三种发展模式或理论。第一，外源发展模式，强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主要依赖外部资源的输入，以外部力量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第二，内源发展模式，强调发展必须立足本土资源，依托欠发达地区的要素禀赋、社会网络和组织能力，通过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新内源发展模式，主张内部动力与外部支持相结合，即在发挥欠发达地区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基础上，借助外部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构建内外联动的发展模式，以实现持续发展。 (一)外源发展模式 外源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外部要素的系统性输入重塑区域发展格局，其核心在于根据目标注入资源和塑造环境，本质是一种“制度性嵌入”的过程，因此外源发展模式具有显著的制度性特征：首先，在动力机制方面，外源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外部主体的主导与干预，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优化，但也容易导致地方经济对外部投入的路径依赖，削弱自主发展能力。[4，5]其次，在价值取向上，外源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市场逐利性，即外部资本往往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优先选择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和区域，[6]导致资本过度集中于特定产业或区域，加剧发展不均衡现象，同时也可能忽视欠发达地区的长期发展需求。再次，从时间维度来看，外源发展模式往往受到政策周期的强烈影响，表现出阶段性推进和波动性调整的特征。[7]在政策红利释放期，项目、资金、技术等外部要素加速流入，区域发展动力充足，一旦政策调整或退出，地方经济可能面临增长乏力甚至停滞的风险，尤其是当外部资源未能有效激活本地资本和社会动能时，外源发展模式难以产生持续性效益。 总体而言，虽然外源发展模式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发展差距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1)制度供给与在地需求错位，政策制定往往基于宏观视角，而忽视了地方的实际发展需求；(2)政策依赖问题突出，表现为产业层面的“补贴依赖症”和市场主体的“参与惰性”，形成了对外部输血的长期依赖，导致发展缺乏自主性。 (二)内源发展模式 相较于外源发展模式依赖外部资源的“制度性嵌入”，内源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地方性知识的系统激活，实现发展动力的内生转化。其核心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地方性要素，将其转化为经济活动的支撑点，进而塑造具有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8]内源发展模式不仅关注资源的本地化运用，还强调地方主体的自主性，通过自我积累、自我更新，构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机制。[9，10] 内源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其长期可持续性。一方面，它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的知识积累、生产经验和技术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在地化发展；[11]另一方面，它注重资源的内生循环，通过地方主体的创新和适应性调整，实现从资源存量向经济增量的有效转化，使地方经济具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此外，内源发展模式强调社会文化与地方价值观的融合，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模式，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