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深度推进，全球知识经济和全球知识社会这两个关键词支配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交流。[1]如何应对全球化洪流对本土觉醒的抑制，平衡好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关系，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提供了强有力的跨文化理解理论范本。许美德的研究秉持“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视角，试图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构建一种新的比较教育理论。“以中国为方法”通过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思全球教育模式的适用性，提出关注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推动比较教育领域对中国教育独特价值的重新认识。许美德的研究为全球教育对话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许美德比较教育理论形成背景 (一)古典学养与多元文化经验 许美德成长于加拿大的多伦多，本科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古典文学系，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她对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产生浓厚兴趣。[2]1967年，许美德来到香港，在一所中学担任教师，主要负责英语、历史等课程的教学。11年的中学教学经历使许美德能够使用粤语流利地交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及其相关问题也颇有心得。1978年9月，许美德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师从布莱恩·霍姆斯(Brian Holmes)学习比较教育学。其博士论文关注的是20世纪中国大学与西方的学术关系与交流经验。 马克·贝磊(Mark Bray)在为许美德的著作《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作序时，提及两人同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经历。贝磊称许美德当时的研究不仅聚焦于中国，而且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着手。在此期间，贝磊所在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系与许美德所在的比较教育系合并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系，使得原本相互隔离的学者在学术观念上互联互补，而许美德的学业“正是两系合并的先兆体现”[3]。完成学业后的许美德前往上海，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复旦大学任教。她领衔“加中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项目，帮助中国重点师范大学开发教育学博士课程。1991年，许美德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教育、科学与文化处首席参赞，助力中加两国教育与学术交流。 (二)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文化主义视角 在许美德刚刚跨入比较教育领域时，有关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争论正在学界盛行，其恩师霍姆斯也参与其中。霍姆斯认为当时众多比较教育学者，如尼古拉斯·汉斯(Nicholas Hans)、艾萨克·康德尔(Issac Kandel)、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等都受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因果论(theory of causation)的影响。“欧洲的比较教育工作者甚至把因果论作为他们给资料分类以及为改革计划进行辩护的基础。”[4]对于另一种流行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与归纳法，霍姆斯同样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许多支持实证主义的教育家，其著作中几乎都暗含着“能够从一个教育客观事实研究中推导归纳出具有普适意义的规律”此类观点。霍姆斯批判这种忽视特定国家背景的机械式决定论，[5]采用“问题研究法”来描述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意避免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普遍主义假设。 承继霍姆斯对普遍法则的否定和对特定国家背景的关注，许美德指出，“可以把教育学看成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深深扎根于国家、地域或地方社区的历史经验，试图理解各种教育制度与实践，也就是说，它总是通过向历史回溯，以求穿透眼前的各种教育表象”[6]。基于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深刻洞察，许美德尝试引入社会学的方法介绍她眼中的中国，如采用叙事方法描绘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这些知名教育家在现代中国的生活经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他们的名字和一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个人叙事便与其所在学府的叙事长时间地交织在一起。”[7]对代表性教育家肖像的刻画，也生动地再现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 许美德采用独特的历史文化主义比较教育方法，强调“要将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细节纳入分析”[8]，正是这样的视角赋予她对文化特性的感知和跨文化对话的能力。作为一名文化主义者，许美德极力主张要承认存在着不同的知识类别和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她指出，最重要的是愿意倾听他人的叙述，并学习从人类文化思想和经验的独特线索中发现的智慧。正如欧文·爱泼斯坦(Irving Epstein)所言：“这种历史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它所包含的多学科视角，使她的研究能够‘照亮通往更公平的教育体系，以及更公正社会的道路，并有望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9] 许美德的历史文化主义方法论不仅是历史的回顾，而且是文化的回溯。她试图通过挖掘中国教育中潜在的文化价值观，为全球教育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在她的视野中，“以中国为方法”意味着不将中国教育单纯放在西方教育模式的对照框架中，而是从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出发，构建关注中国特色的教育叙事。 二、许美德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探索应用 (一)对韦伯、霍姆斯“理想类型”理论框架的继承与扩展 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许美德一直孜孜以求处理价值问题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理解和比较与中国教育传统相关的独特价值，而是发展出一种明确的价值研究方法，使学术研究能够为价值判断和未来定义做出贡献。如何超越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传统的价值中立立场？许美德继承了霍姆斯的方法论体系，其中包括“理想类型”概念。 “理想类型”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工具最初出现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理想类型”既是概念图式，又是建构这一概念图式的方法论。[10]“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的价值在于：它将经验事实中繁杂的素材进行有效综合，并将共性或规律性的特质提升为抽象的理论概念，便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客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共通和差异。”[11]纵然价值关联必定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但韦伯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坚持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