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cultural capital)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主张从文化的角度认识社会结构中存在区隔的不同个体和集团，认为不同家庭背景中的教育气质通过修养、学识和性情等表现出来，形成文化资本差异，这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文化资本理论开始在中国教育学界引起高度关注，成为研究教育公平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研究者们将文化资本与中国城乡教育二元对立问题相结合，[1]关注文化资本视角下城乡儿童的教育差异。[2]随后在实证主义范式的兴起下，研究者们在对文化资本的理论介绍和讨论之余，利用量化、质性等实证研究方法，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存量与社会流动的因果关系，[3]呈现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家长教养方式与家庭教育氛围，[4]验证了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近年来，我国文化资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文化资本在中国不再是高雅文化的代名词，其内涵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和动态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者们开始探究在中国特殊社会结构与考评体系下不同社会群体各具特质的文化资本。[5]譬如探讨农村子弟如何通过出于自然心性与人伦传统的精神力量，形成以“担当”“乐观”“尊重”为主的差别优势下的文化资本，[6]关注中国“新中间阶层”通过影子教育追求文化资本积累的现实选择，[7]以及分析不同阶层背景的文学青年的文学文化资本如何赋能高考优势，[8]文化资本的研究在与中国情境的结合下更加多元。 然而，随着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学者们对文化资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已有研究的局限性。具体而言，相关反思指出我国学者对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存在一种简化倾向与工具化特征，模糊了文化资本概念的边界，[9]往往只关注文化资本的可测量指标，对文化进行绝对值的测量和物质性的实体描述，忽略了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内涵，[10]陷入一种“名义文化资本”与“实在文化资本”的分离。[11]近年引发热议的“底层文化资本”[12]概念更是在“文化浪漫主义”[13]的话语阐释下，模糊了文化资本的“资本”属性，[14]暗含了对文化等级的承认，[15]从而背离了文化资本理论的批判性的初衷。 回顾我国已有文化资本研究发现，研究者们倾向于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家庭资源指标，如父母学历、藏书量、艺术活动、培训投入等变量，即便是更关注个体经验的质性研究，其逻辑也依托于对资本占有量的解读，反倒加深了对文化资本现有机制的认可，使得文化资本理论沦为教育不平等的注脚。布迪厄强调“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为代价，依靠某种法则互相转化”[16]192。资本与惯习(habitus)、场域(field)是相互纠缠的复杂概念，对于文化资本的解读不能忽略惯习和场域的制约。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承承受着时间、变换和实践的制约，[17]在代际维度上体现为祖辈文化积累所投入的时间，在个体维度上表现为特定生命阶段的投资策略，并不仅是资本存量的线性累积。 无论是揭露文化资本如何被优势阶层垄断还是探讨弱势阶层如何争取文化补偿，已有研究都将文化资本的占有作为家庭背景影响社会流动的关键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子代从父辈那里获得了什么样的文化资本，如何直接使用父辈已积累的文化资本。然而，却对子代从父辈那里真正能够承继多少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在不同场景中有什么样的兑换价值关注不足。在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研究中，还有一系列关键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在代际传递过程中是否会经历损耗，是否只是简单的复制过程，在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家庭中，文化资本在传递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同的损耗程度和模式，这些差异又如何影响子代。进一步而言，代际传递而来的文化资本在个体不同的教育阶段和人生阶段的作用效能是否一致，文化资本的价值是否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文化资本本身的性质和功能，还与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化对文化资本在社会流动和教育不平等问题中作用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本文的研究回顾与梳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二、代际转换：文化资本的传承 与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不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机制具有独特性，其关键在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依赖于长期的教育过程。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是一个长时段积累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形成与社会位置结构性同源(structural homology)的生活形式(life style)。[18]由此，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和学业成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家庭背景的不同造就了文化资本的差异，而差异化的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则进一步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学业成就又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关联到社会流动的实现，文化再生产便在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过程中悄然发生。 (一)文化资本传承的量化检验 量化研究倾向于将文化资本操作为一种中介变量，呈现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影响关系。由此，父辈与子代之间的文化资本的传递就变成了一个可测量和比较的数值。我国现有研究对文化资本的实证测量与检验路径谨遵布迪厄所提出的三种文化资本的形式，即客观化文化资本、具体化文化资本和体制化文化资本。 在客观化文化资本方面，学者们聚焦于器物的占有指标，譬如统计书房、书桌、电脑、学习机等学习设备的有无与多少，测量词典、百科全书、书画杂志、艺术品及古典著作等藏书量，[19]认为这些文化产品可以创造文化气息。[20]在具体化文化资本和体制化文化资本方面，研究者以父母看书、阅报频率量化家庭文化氛围，[21]记录外出看演出、参观展览等文化活动频次。[22]另有学者将父母学历、职业阶层、政治面貌等直接看作文化资本的储量。有研究者认为父亲受教育程度具有直接作用，这说明以学习氛围、文化活动、教育期望等具体化文化资本在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23]在职业、受教育程度外，父母尤其是母亲一方的政治面貌也会影响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24]此外，在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文化资本衡量指标的研究中，也存在对父母角色的不对称性的讨论，譬如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影响比父亲的略高。[25]这或许与父母的家庭分工有关，母亲与子女在家庭教育中的接触程度更深、接触时间更久，如果母亲的学历较高，亲子间沟通质量的影响会更加显著，暗示了即便拥有数量上较高的文化资本，但家庭互动中的主体缺位也会导致资本传承过程中的折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