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产业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深刻影响技术创新扩散、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空间(刘元春，2003；郭凯明，201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①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要素配置和产品交换越来越体现出跨越国界和距离的“任务贸易”特征(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生产要素，以全球价值链为纽带，围绕各种特定生产任务通过任务贸易进行高效的配置和分工，从而满足各国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需求。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及其所附着的任务和功能，②实现“生产共享”，是价值链上不同位置的参与者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此，一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体现为价值链的延伸和提升、生产任务或功能分工的深化以及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先进生产要素)整合利用效率的提高。 Gereffi(1999)指出，产业升级是企业或经济体向利润更高或技术更先进的资本和技能密集状态发展的过程。对产业升级的测度存在不同的标准和方式。Humphrey & Schmitz(2002)将产业升级分为四类：生产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吴丰华和刘瑞明(2013)则认为产业升级包括四种内涵，一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依次转移；二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升级；三是行业(产品)结构升级；四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升级。现有产业升级指标如资本密集度、资本报酬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产品质量等，多聚焦于单一维度，难以全面反映产业升级的多元内涵。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构建反映价值链位置与功能结构的产业升级测度指标，使之既能评估单一部门或地区的升级动态，又能揭示部门间、区域间的功能分工与关联特征，成为理论和政策层面亟须回应的重要问题。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任务贸易、功能专业化和生产共享特征构建新的产业升级指标。新指标不仅反映了当前国际贸易和生产分工理论的最新发展，并与中国当前制造业转型和升级的目标紧密相关。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期发布的《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提出，发展服务型制造要“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③《指南》将价值链的延伸和提升放在与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提高同等重要甚至更前的位置。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认为价值链升级属于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表征，准确测度产业升级需要将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纳入统一的测度框架。同时，《指南》明确将提高产品附加值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研发和营销两类功能，通过追踪一个地区部门增加值或最终产品中隐含的研发和营销功能活动份额来测度产业升级。④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全球价值链理论，从功能活动视角出发，构建基于前向与后向关联的升级指标，分别反映一地供给全球高附加值功能(研发和营销)的能力(前向升级)以及在本地最终品生产中整合吸纳该类功能的强度(后向升级)，反映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深度和结构转型方向，表征产业升级水平。相较于已有文献中的指标，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具备如下特征与优势：(1)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全量出发，覆盖出口、消费与投资等全部最终用途；(2)聚焦功能而非产业，能更直接地刻画高附加值环节的价值分布；(3)统一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备与传统三产占比等官方统计指标的可比性；(4)可应用到地区和部门层面，测度和比较中国各省份和产业部门的升级状况；(5)可扩展至识别本地偏好、企业所有制差异等应用场景。 在经验研究部分，本文利用内嵌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现中国各省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产业升级水平和动态变化上的可比分析。进一步，结合区分内外资企业的省际投入产出表，剖析其在各地产业升级中的角色差异，挖掘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价值链协同效应。同时，本文还基于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依据“本省—省际—国际”进行空间维度的分解，量化分析2002-2017年间中国各省份产业升级的驱动因素，识别出“省内循环”“省际循环”“国际循环”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差异化作用。在与传统指标的比较中，本文构建的升级指标更好地反映出地区在研发和营销功能价值链上的位置和参与程度。实际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制造业产业升级速度位于世界前列，但升级水平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从所有制上看，外资企业在高附加值环节优势明显，内资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从驱动因素上看，近年来中国各省份产业动态升级的主导力量已由外需转向内部结构优化与省际循环强化。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概念、方法、应用三个层面：第一，在概念上，从“全球价值链—功能分工—产业升级”的逻辑出发，提出从“功能活动”角度测度产业升级的框架，有效弥补现有指标难以反映价值链嵌入与高附加值活动分布的不足，厘清产业升级、价值链升级与功能升级的内在联系与测度边界。现有文献通常采用三产占比、劳动生产率、资本报酬率、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出口或出口市场份额、产品质量、技术复杂度以及就业中的高技能劳动力含量等指标测度产业升级(蔡昉等，2009；吴丰华和刘瑞明，2013；刘斌等，2016；左鹏飞等，2020；马野青和庄金凤，2024；Milberg & Winkler，2011；Dou et al.，2023)，均未能充分考虑价值链的作用。此外，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在多数研究中被区分开来，后者一般以全球价值链位置、参与程度或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变化来表示(Baldwin & Yan，2014；刘斌等，2015，2016；陈福中等，2024)，鉴于价值链的延伸与提升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体现，产业升级的测度应涵盖价值链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