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试点机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①这种政策试点机制使中国获得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不仅破除了一些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障碍，不断推进制度与政策创新，还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使中国及时抓住机遇。②政策试点机制不仅被看作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蹚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④，这一论断深刻阐释了试点对于推动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试点制的工作方法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通过自我修正以适应未来可能面临的多重挑战，这是当前复杂改革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成功的独特法宝，是因为其在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充分发挥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按照工作重心的不同，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28年至1949年以推进革命工作为重心的试点制，主要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经验；二是1949年至1978年以促进政策执行为重心的试点制，这一时期政策试点的重心在于推进各项工作的执行，是在处理全国性问题而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较为妥善的工作方法；三是1978年至2012年以破除改革阻力为重心的试点制，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试点政策都是为了破除改革的阻力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四是2012年至今以整体协调推进为重心的试点制，这一时期的试点制在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时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利用各部门的配合和协调实现改革的整体协调推进。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试点制的工作方法都在保持制度稳定性的同时实现灵活的创新突破和制度供给，以适应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工作需要。 这种政策试点机制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并发芽?本文认为，从来源上看，这种机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历次重大改革实践中就出现过试点制，并且它的孕育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主要体现在大国基础、体制基础、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四个方面，即大国背景下的区域差异和风险分担机制、超稳定的政府主导型体制、中国特色的M型组织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科层体制下的分工与互动。正因为内生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以试点制为中心的政策试验机制才能在“稳定”和“灵活”中完美自洽，并不断自我革新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机制对于未来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面对未来，要充分发挥试点机制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验”相结合推动整体性改革，还要实现“帕累托改进”与“卡尔多改进”相结合推动深化改革。 一、政策试点机制的历史演变 (一)以推进革命工作为重心的试点制：1928-1949年 中国共产党开展试点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各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的背景下，党中央尚未就土地革命的具体工作方法形成统一意见。因此，只能依靠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创造精神和灵活性，领导农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为全局工作的开展积累宝贵经验。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机制推动工作的开端。此后，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等地开展的一系列生产运动与干部学习运动中，均采用了这种试点工作方法。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邓子恢在闽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开展土地改革试验。邓子恢最早提出了“由点到面”的调控式政策试点思路。⑤1930年，闽西地区的土改经验通过党的出版物广泛传播，被毛泽东誉为中央苏区执行土地政策中“最值得各地效法的经验”。⑥ 这种试点方法诞生的现实背景，是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处于高度分散和差异显著的状态，党中央在如何推进土地革命这一问题上也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因此，只能容许各地在政策实施中保持一定的多样性，并鼓励基层党组织立足本地实际开展方法创新，通过多种模式积累经验，供其他地区参考与效仿。至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已逐步形成一套系统而清晰的土地改革政策试点工作流程：首先，开展区域性调查，遴选具备条件的地区作为土地革命试验点；其次，派遣工作组进驻试点区，开展小范围政策实践；再次，定期向上级汇报进展，在工作过程中培养新干部，并组织外地干部前来考察交流；最后，接受上级检查与评估，待经验获得认可后，选派骨干干部赴其他地区推广，启动新一轮土地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央苏区涌现出多个典型示范区，如被誉为“苏区模范乡”的才溪乡和“模范兴国”的兴国县。1932年冬，在江西省为期两个月的冲锋工作竞赛中，兴国县荣获总分第一，夺得全省锦标赛冠军。在全省总结大会上，李富春作了题为《江西兴国县扩大红军的记录》的报告，正式宣布兴国为“扩大红军的模范县”，号召全省向兴国学习，并组织“十县参观团”赴兴国进行了为期15天的实地考察和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性，中央难以对各根据地进行具体指导，很多工作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党中央鼓励各地党组织在面对新问题时主动探索新做法，以积累有效经验并推广至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成为各类试点工作的中心区域。凭借其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多项重要政策——如生产运动、干部学习运动与党的整风运动——都率先在边区试行，成熟后再逐步推向其他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许多工作先在这里试办。在各根据地中，太行山根据地是试点方法运用最为系统、集中的地区之一。1939年9月，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实验村、实验县”制度。在根据地的整党工作中，辽县和武乡县被选定为实验县，明确要求以中央苏区时期的“模范兴国”为榜样，在整党建党、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等方面为全区提供典型经验。实验县内又进一步选出若干村庄和党支部作为“实验村”与“实验支部”，形成多层次的试点体系。这项工作自1939年秋持续至1942年底，不仅系统推进了政策试验，也为根据地培养出一批具有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太行山根据地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试点工作机制与理念得以延续和传承，其培育的干部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将试点方法运用于更广泛的地区和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