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口的全生命周期，可分为作为就业人口抚养或赡养对象的阶段(儿童和老年人)、为就业积累人力资本的阶段(接受教育人口)以及劳动就业阶段(创业者和劳动力)。因此，无论从数量及其增长来看，还是从结构及其变化来看，人口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性因素和长期变量。以生育率下降为驱动力、以少子化和老龄化为表现特征的人口转变，必然重新塑造劳动力市场格局，进而改变就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完整且快速的人口转变，既遵循了一般规律，也凸显了自身特色，相应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面貌和就业主要矛盾。按照关键转折点及其对应的标志性阶段，我们可以把人口转变过程与就业矛盾转换过程结合起来做一简洁的叙述。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中国国情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述是人口众多和劳动力丰富。例如，1980年中共中央在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出“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特别强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意图之一是缓解就业困难。当时的预测及判断是，在30年之内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40年之内不必担心老龄化的问题。①随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效，明显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尤其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大规模增加劳动力供给并改善劳动者素质，人口转变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这被经济学家称为人口红利，并在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充分讨论(Cai，2016；Wang & Mason，2008)。 199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2.1这个更替水平之下，这成为我国人口发展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定义，这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低生育阶段。虽然这个标志性变化在当时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并且由此注定的后续转折点——人口达到峰值并进入负增长要到30年之后的2022年才发生，它终究引发了后续若干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从而更为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2000年，尽管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加、经济增长充分收获人口红利的阶段，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达到7％，中国从此进入“老龄化社会”。②在不久后的2004年，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标志着中国经济跨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不再典型地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蔡昉，2022)。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发展，不同统计定义下的劳动力资源也先后达到峰值。例如，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和城乡劳动力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转入负增长，城镇就业人员的增长也处于徘徊状态。继2021年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率超过14.2％，2022年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将进一步加快。③ 从理论上看，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把重点放在就业的不同层面或侧面。例如，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以跨越剩余劳动力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54；蔡昉，2022)。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政策工具熨平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增长回归至充分就业的轨道。劳动经济学则探讨劳动者与雇主如何通过相互搜寻，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从实践中来看，中国已经经历了完整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不再面对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就业总量矛盾，也应对了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在新冠疫情后实现了经济复苏，消除了周期性失业现象。与此同时，由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造成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 在劳动经济学中，自然失业或“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相关理论，针对的正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矛盾。在技术迅速变革，特别是人工智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岗位破坏与岗位创造、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人力资本的供需匹配，以及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等，也成为相关领域的热门话题(如Albrecht & Vroman，2002)。此外，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注日益增强，产生诸多研究成果(如蔡昉，2024；周敏丹，2021)。概括来说，造成中国城镇就业中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因素，包括以自动化替代岗位为特征的技术变化、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蔡昉，2024)。相比之下，关于人口因素在形成结构性就业矛盾中的作用和机制，学术界的讨论尚未形成应有的热度。 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迅速的人口转变，创造并收获了极为显著的人口红利。这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相关改革，更好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达到的(如蔡昉，2017；Bosworth & Collins，2008)。与此同时，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老龄化及其未富先老的特殊表现，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面临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剧，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因素便是人口变化，具体体现在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中。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城镇就业面对的结构性矛盾，既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需要长期应对的严峻挑战。这种需要长期应对的问题性质，为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个必要性——构建一个符合理论逻辑、一般经验和国情特点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