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独特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张一兵，第82页)的著作中，马克思还作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7页)的“象征或隐喻”(何中华，第8页)。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从后思索法”解读为“逆向思维”。东欧学者科拉科夫斯基(L.Kolakowski)总结道：“全部历史还得必须与其最高级形式相联系才能被说明；特别是，以前的制度只能按照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结果才能被理解。”(科拉科夫斯基，第326页)上述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隐含着极大的危险：马克思虽然生活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毕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难道历史的“现在”只能等到“未来”才能被理解?科拉科夫斯基正是这样“引申”的：“现今社会也只能根据未来的，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崩溃之后而代替它的社会形式才能被理解。”(同上，第327页)若果真如此，不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诸多诊断会被动摇，甚至唯物史观可能会被导向历史不可知论的深渊。 科拉科夫斯基的“引申”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从后思索法”真的可以被简化为立足现在以理解过去的所谓“逆向思维”吗?不难发现，“逆向思维”只关注“猴体”与“人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先后关系。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猴体发展是存在其他可能的，不一定非得进化为人体”(李凯林，第91页)。也就是说，处于后发阶段的可能只是“量”上更高级的“大猴体”而未必是“质”上进化完成的“人体”。问题在于，仅凭“大猴体解剖”就可以“从后思索”吗?马克思运用“从后思索法”批判旧世界，他又是如何发现新世界的呢?这就有必要探究“从后思索法”的奥妙：为什么“猴体解剖”需要一把“钥匙”?“人体解剖”就是“大猴体解剖”吗?何以能够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比作进行“人体解剖”?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从后思索法”，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领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一 “猴体解剖”需要一把什么样的“钥匙” 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解剖”就是用刀、剪剖开有机体进行具体探察。马克思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并非否定两种解剖本身的重要性，而是用两种有机体(“人体”和“猴体”)分别喻指“现在”和“过去”，强调认识现实有助于理解历史。这无疑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对待历史的方法。首先，不同于古代常见的断裂史观、永恒史观，这种方法将“人体”和“猴体”置于同一历史进程中，恪守的是历史过程论，即认为眼下的现实绝非孤立自存或者静止常驻，而是处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这就是奥尔曼(B.Ollman)所指认的，马克思用辩证法的“过程”观和“关系”观取代了常识性看法，并“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参见奥尔曼，第6—7页)其次，不同于宗教信仰中常见的倒退史观、循环史观，这种方法中的“人体”是作为“猴体”的高级阶段出场的，恪守的是历史进步论，即认为“现实”经由“过去”逻辑地上升而来，“后发”即意味着更加高级。最后，不同于某些形而上学的偶然论、突变论、不可知论，这种方法将“人体解剖”视为一把“钥匙”，恪守的是历史规律论，即认为历史中存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总之，“从后思索法”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同上，第21页)。这种历史观相当独特，正如卢卡奇所言，“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不是像断代史同通史之间的区别那样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卢卡奇，第62页)。 若避而不谈历史进程，“猴体解剖”似乎并不必然需要一把“钥匙”。一方面，解剖之为解剖总有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工作，有没有“钥匙”都不妨碍其进行；如果“猴体”与“人体”没有质的差异，那么“人体解剖”不过是某种“大猴体解剖”。有学者注意到，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认识事物：“一是通过对特定事物出现之前的历史思考来关联该事物，二是从特定事物本身出发进行内在自我反思，三是通过对特定事物出现之后的历史分析回溯该历史事实以寻求‘原相’。”(刘同舫，第89页)第二种方法主张直面事物本身加以具体剖析，即科学研究中常见的“以材料说话”“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客观来说就是所有解剖的原型和基础工作。本文中所说的“猴体解剖”正是指这种“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的方法，“大猴体解剖”正是指用这种方法解剖“猴体”的后发阶段。问题是，事物总要在历史进程中逐步螺旋发展，并非任何时候都能窥得全貌，特别是其苗头初现时更是格外难以察觉。马克思就曾感慨：“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4页)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总有共通之处，“解剖”任何阶段总能为其他阶段提供经验启示；如果“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没有质的差异，那么所谓“钥匙”不过是分析特定阶段所得出的结论。上述第一种方法主张根据“过去”以认识“现在”，即典型的“从前思索”取得经验启示，也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观古知今”“读史明智”。问题是，事物的发展毕竟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人类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不可能在前一阶段就发现适用于后一阶段的结论。因此，透过历史进程来看，缺乏“钥匙”是无法完成“猴体解剖”的，缺乏“人体解剖”也是无法得到“钥匙”的。 “人体解剖”之所以成为“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正在于两者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首先，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现在”从时间顺序上比“过去”后发，“人体”在历史进程中有“猴体”的诸多痕迹，这构成了研究并理解“过去”的重要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6—47页)其次，从历史的进步性来看，“现在”从发展程度上比“过去”先进，当“过去”的东西(如“猴体”)已进化出人形，那“解剖”起来将不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从历史的规律性来看，“现在”从逻辑环节上比“过去”高级。由于历史是单向度行进的，甚至“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的方面是非重复的”(波普尔，第487页)，规律只有历经一定时期才能充分呈现，从而更可能在对“人体”的“解剖”中得以揭示。据此，要完成“猴体解剖”就必须进行逆向思维式的“从后思索”。科拉科夫斯基注意到，“按照历史发展去考察现象”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特征”(参见科拉科夫斯基，第325页)；也有学者用“时间逆向”“逻辑逆向”“发展逆向”来概括“从后思索法”的特质(参见王维平、韩璐，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