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正是通过“从后思索”法开启了“过去尚未过去，未来已经到来”的总体性、大尺度、开放性的历史视域。概言之，“从后思索”法的基本内涵是：以现实社会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发展成熟的形态回溯理解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方法论强调从社会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逆向回溯认知，以当代现实为基点揭示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之一。《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这种方法的经典表述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MEGA2，Ⅱ/6，S.106)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所进行的“从后思索”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性维度，实现了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与现实生产方式结构研究的科学关联、有机统一，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同时，“从后思索”法的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讨论和澄清的理论疑难。一方面，马克思“从后思索”法因其黑格尔“后思”来源，容易被误读为“历史目的论”，隐含着进一步误解为“历史终结论”的风险，亟需正本清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后思索”法中蕴含着不同于启蒙主义进步观的非线性时间意识、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历史时间观，亟需当代阐释，以激活历史科学的内在丰富生命力，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发展。 持续推进“从后思索”法的澄清与阐释，不仅能够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发展形态，同样有助于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形成面向社会现实、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发展方向的历史科学方法论，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历史观与方法论基础。 一、“从后思索”法及其“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在探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从后思索”法(Nachdenken)。“从后思索”法实际上是历史科学将逻辑与历史关联、统一起来的一种关键方法。概括地说就是，研究者站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上，去回溯历史过程，将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过程以理论的方式再现出来，并通过这种回溯，向未来进行展望。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在讨论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之前主要体现了共时性的结构方法，那么在对原始积累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以历史回溯前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立足于当下资本主义的结构与矛盾而向未来预见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灭亡，这一分析方式体现的就是马克思立足于“从后”(向过去)并兼蓄着“向前”(向未来)的“从后思索”法。 尽管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猴体解剖”即前资本主义诸种社会形态研究与“人体解剖”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研究的关系十分复杂，但至少可以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猴体解剖”都是为“人体解剖”服务的。换言之，虽然“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但是“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同上)，即《资本论》中的“猴体解剖”对人体征兆的揭示在理论功能上是服从于“人体解剖”的。“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既相互联系，形成“钥—锁”关系，但又相互区别，彼此不可取代。可以说，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的回溯性分析主要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分析的，是为了研究“人体”才去研究“猴体”的。“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微妙差异在于，马克思并不是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去专门研究人类历史，写作《历史学笔记》也主要不是为了去研究封建社会本身的历史，而是为了发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起源的诸种“征兆”。而这些“征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没有“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47页)，因而也不能用来独立地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我们从“人体”回溯“猴体”，发现“猴体”的某些特征是进化出“人体”的前提因素，显露出一些能够进行理论抽象的征兆。但不能由此误认为，马克思认为猴子的存在是为人作准备，或以“成为人”为先在目的。猴子之所以是猴子，不在于它是人的征兆，而在于猴子不同于其他动物包括人的种属特殊性。马克思并不意在经验地研究“猴体”是什么样的，而是基于研究“人体”的理论需要才去研究“猴体”之中“人体”的征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用这些在猴体中没有充分发展和完全意义的征兆去解释“猴体”本身。 在马克思对于历史研究的态度上，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史。对此，要反思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特定思想教条化并推广运用为所谓“无条件适用于一切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经济决定论”就是这一理论倾向的典型形式。实际上，马克思往往提供的是抽象水平较高的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往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中抽象出来的，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适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普遍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去外在地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马克思的“猴体”研究并非以理解“猴体”本身为目标，而只是要去理解“猴体”中“人体”的征兆，实际上预设了“猴体”与“人体”之间的非同一性。这恰恰是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目标与方法的清醒的、科学的限定性：“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同上，第47页)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的研究，比如资本原始积累，都服从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研究，不能独立化和单独抽象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