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特征使其成为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高原生态环境因固有脆弱性，对外界干扰高度敏感，对人类活动也产生多重影响。因此，发展地方农业亟需采取地方性措施缓和人地关系，以此推动可持续发展[1-2]。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地形多样，气候条件相对温和，是青藏高原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受制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农牧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作为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弥补科学知识的本地情境难适应问题，能够在青藏高原地区自下而上地促进农业技术与管理模式创新，为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本土的智慧与策略。 地方性知识最早由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3]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认为地方性知识有别于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着重强调观察者必须通过对“情境”(accent)的深入考察和理解，且其与当地的知识掌握者有着紧密的相关性。之后，吉尔兹[4]进一步探讨地方性知识并将其解释为具有本体地位的知识，突显其与本土民族的紧密联系，强调其与权力结构的关联性。人文地理学界将地方性知识应用于文化经济地理研究，探索地方性知识对地方文化景观形成与发展的作用[5-6]。青藏高原作为典型的多民族世居地区，其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与农牧民在特定生态和文化条件下积累的生产经验紧密相关，表征了本地居民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实践智慧。正是这种高度情境化的知识体系，帮助本地居民有效应对高原地区复杂的生态挑战，响应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凸显挖掘地方性知识在推动区域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 青藏高原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性观念是可以被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典型样本，既是谋求适应高寒地区生态系统的农业生产活动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与外部之间的有序化、持续运作的过程，又是全球农业系统是否因地制宜保持良好的地方活力，从而实现不同地域农牧业人地关系协调[7-8]。因此，挖掘地方性知识所包含的生态观念，构建“知识—行为”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寻找高寒地区农牧业发展的空间治理策略，对于解读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内涵及其人地关系、促进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地方性知识及其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影响解析 1.1 地方性知识的内涵与特征 地方性知识因“地方性”囊括许多特殊的区域、群体及地域历史内涵，难以归纳，因而其尚未有明确概念。吉尔兹[3-4]是将“文化”与“情境”的概念结合起来，强调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的区别与联系。劳斯(Joseph Rouse)[9]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实践哲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认为所有知识都有地方性的本质，尤其是科学知识因地方而产生的特定“情境”，认为普适性知识只是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是科学领域“去地方性”思潮延伸，强调知识的相对性和地方性特质，突显了不同情境和实践背景下知识多样性。 综上，地方性知识是狭义“文化”在特定“情境”下的发展，亦是地方文化中强调实践经验性与生活社会中体验认知所提炼的科学化知识，是综合性、象征性的地方文化的内在构成，与普适性知识共同构成全球科学知识体系；情境性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特征，体现在文化惯习和地方语境维度，决定着地方性知识的地理适用尺度。鉴于此，地方性农牧知识是一种具有地方独特性的经验知识，是世居人口根据历代经验积累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可在特定情境下与普适性知识相互补充、迁移、重构，具备一定的交流价值，是区域创新行为活动的知识基础[10]。 1.2 地方性知识隐喻的可持续发展逻辑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潜在的区域发展新动能逐渐受到重视。国外相关研究方法从传统的田野调查延伸到参与式图绘[11]和参与式场景规划[12]等，国内研究多以人与生态关系角度探讨其理论发展脉络[13-14]。在实践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获取与评价、与现代科学知识的融合，及发展策略中有效融入是主要关注点[15]。高原地区相关研究多采用人类学/民族学的地方志及其比较视角探寻当地人民所秉持的禁忌知识、生态伦理(习惯)等认知体系或其演替，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16]、自然灾害规避策略[17]等；少数地理学者则将视角集中于小尺度个案，梳理田野调查中参与式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内容，剖析地方性知识发展及其对地方文化景观建构作用[18-19]，或动态探索地方性知识的生成、迁移、与普适性知识的博弈与融合等[20]。 地方性知识在农牧民的认识论与价值观层面影响区域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其基础是地方主体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等社会文化结构，突出农牧活动的社会惯习嵌入性，外在表征于生产行为的方法或其经验主义策略。作为嵌入地方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影响农牧民的生产决策和资源管理方式，并在长期的环境适应中形成独特的实践逻辑。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利用构成了降尺度的地方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实践，与区域尺度上协同管理相互补充[21]。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已经从最初关注农业和经济发展拓展为生态—经济—社会视角，强调促进农村福祉，保护自然资源和农业文化遗产，涌现出生态农业等新型综合农业体系[22]，一般具有强/弱可持续两种发展范式，核心分歧在于自然资本的替代性。强可持续路径认为自然资本不可替代，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经济发展应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强调严格的生态保护和低干预型发展模式；弱可持续路径则认为自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人造资本替代，通过科技创新、制度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