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乡村地域系统内部发展动力与外部环境需求正在经历深刻且剧烈的重塑与变革，乡村空间解构与重组速度不断加快，持续影响中国乡村的发展进程[1，2]。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空间结构混杂、功能布局失衡、人口持续外流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3]，传统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等已难以满足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需求。乡村空间功能异质性、发展诉求多元性等进一步加速乡村空间重构进程，促使乡村发展模式逐渐由单一农业型转变为农旅文等多业态产业交融的多元化探索与实践[4]，持续推动乡村发展路径的创新与突破。在此背景下，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空间权益恢复重塑、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等不仅成为乡村空间转型的迫切需求，更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与推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乡村空间转型作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聚焦于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再平衡、空间格局科学再调整和发展权益合理再分配的系统性、整体性革新与优化，体现出乡村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的适应性调整和协同性演进[5]。乡村发展多样化需求与乡村空间差异化基础等在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互动与博弈中相互作用，推动乡村功能多元化和乡村空间复合化发展[6]，成为理解乡村空间转型复杂逻辑和行动路径的关键视角。青藏高原作为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特殊区域，在城乡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市场逻辑遍及高原偏远地区背景下，高原乡村不断催生出的新业态、新产业和新经营模式逐步实现了空间形态多样化和功能丰富化，打破了传统单一功能模式和均质化空间发展状态[7，8]，成为推动乡村空间快速转型的重要动力。因此，深入剖析高原乡村空间转型的演化过程及阶段特征，并系统阐明其转型逻辑与作用机制，将对指导高原型乡村空间规划优化、经济韧性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空间转型作为空间生产理论在乡村地域的延伸与实践，是乡村经济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也是推动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9]。国外对乡村空间转型研究起步较早，早期多关注乡村空间与地域环境关系的剖析。如德国地理学家科尔通过比较不同类型村落研究了地形、地貌、交通和村落空间分布的内在关系，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0]。20世纪中期，随着功能主义理论的兴起，乡村空间研究逐渐转向村落规划与功能布局，强调乡村空间的功能性和规划性。其中，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对乡村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80年代后，行为科学的引入使学者开始关注人的行为与心理对乡村空间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影响，逐渐揭示人类活动与乡村空间演化的复杂互动[11，12]。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乡村空间转型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强调乡村空间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学者开始采用多元视角和非线性发展模式去探索乡村空间的多元性、异质性及其不确定性对乡村空间演变的综合影响[13，14]。总的来看，国外对乡村空间的认识经历了由传统的二元对立(物质与意象)分析模式转向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转变[15]。其中，Halfacree提出的乡村空间“三元综合体”模型(即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和乡村主体)修正了传统的“物质—意象”二元对立[16]，为理解乡村空间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国内学者在吸收并本土化西方乡村空间转型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在理论框架建构、实践路径探索及区域类型识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关注乡村空间转型发展理论基础、内涵认知与框架构建研究。如龙花楼认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相互影响且存在耦合关系，并对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转型进行了详细介绍[17]。杨忍等梳理了中国乡村转型与重构的研究脉络，提出了研究的逻辑主轴与内容构建框架[18]。刘彦随则强调新时代乡村空间转型应关注乡村地域系统的多尺度、多层级、多类型特征，分析其演化进程、动力机制、动态格局及弹性空间模拟[19]。二是关注从“现象—过程—特征”视角探讨乡村空间转型特殊阶段与区域上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演变规律研究。如曹苗苗等[20]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分析了乡村空间转型的时空演变轨迹，并强调了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是关注乡村空间转型发展类型与地域模式研究。如通过评价“苏南—陕北”样带的乡村转型特征，揭示了不同地域乡村空间转型具有独特性[21]。在珠三角地区的研究中，学者系统梳理了乡村空间转型过程及地域模式，提出了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类型[22]。四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23]、哈维“资本三级循环”理论[24]等视角解析特定乡村空间转型机制，并从关系视角[25]、城乡互动视角[26]、世界遗产地保护视角[27]等探讨转型路径的研究。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乡村空间转型的研究日趋丰富，逐步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践应用。研究区域集中在沿海地区[28，29]、大都市边缘区[30，31]、山东省[32]、湖南省[33]等地，而青藏高原乡村空间转型研究相对薄弱。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均有涉及，并结合GIS与遥感技术[34]等前沿工具深化研究。 尽管当前大量研究运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多维度、多要素的交互作用中解析乡村空间转型的复杂过程与内在机制，但针对自然条件独特、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的高原型乡村研究仍显不足。高原型乡村既要应对生态约束又要平衡经济发展需求，其空间转型触发机制、转型路径与主体互动逻辑必然与平原型乡村不同。高原地区生态保护压力促使政府政策更多偏向生态补偿、环境治理，以市场驱动为主的乡村空间转型路径在高原地区难以复制。此外，文化空间的扩展与多元主体的文化嵌入促使平原地区乡村空间转型通常伴随着产业升级和土地利用变更过程，而高原型乡村则是伴随着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其难以解释高原乡村在多重压力下的空间转型机制。因此，有必要针对高原型乡村探讨其空间转型的触发机制、逻辑过程以及多元主体的行为策略与互动博弈。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方法提供了解释社会现象形成与发展的独特视角，其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要素间的互动和博弈过程[35，36]，该理论可以揭示出网络中主体性表达与内外部因素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以及多元行动者间协同互动的作用机制。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乡村空间治理、乡村绅士化、农村产业融合等领域，为理解乡村空间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空间转型分析框架。以互助土族自治县麻吉村为例，探讨了多主体互动与协作在乡村空间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本文重点将揭示行动者网络在动态演化与重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关键特征，包括强制通行点的触发作用、利益联盟的形成机制、关键行动者征召与动员的策略动机以及异质行动者间的协商与博弈关系。本研究可为乡村空间转型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