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环境研究从非政治生态学转向政治生态学是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焦点。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与生态冲突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局限性日益彰显。有关“谁有权力掌控资源”，“谁应该承担生态破坏的结果”，“谁有权力定义何谓‘环境问题’，以及所谓合适的‘解决方案’”的思考，揭示了环境问题并非价值中立，不能依靠纯技术性方案解决，而是需要从权力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共同作用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生态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记者考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和环境学家必克瑟斯特(Grahame Beakhurst)被认为是最早使用“政治生态学”这一词汇的西方学者[1]。当时全球处于二战后经济重建的高速发展时期，世界各地的环境危机也相继涌现，土地退化、水污染、石油危机等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面对环境危机，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过度发展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极限，造成了“生态稀缺性”，需要通过绿色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环境保护运动和改变落后的农业观念和文化等方式促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与此不同，政治生态学者将生态学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相结合，认为自然资源的可进入性和控制方式才是理解环境危机的关键，探究环境变迁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与“生态稀缺性”和“现代性”的主流叙事不同，政治生态学者试图在环境研究中结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兼顾地方情景和一般理论，对不同地区的环境危机展开情景化的研究。近年来，政治生态学逐渐聚焦于退化与边缘化、保护与控制、环境的矛盾冲突、环境的主体与身份、政治的客体与行动者五大焦点议题[2]。这些议题吸引了来自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理论在社区运动、NGO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环境治理实践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库恩所说，政治生态学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个风格鲜明的学术共同体[3]。政治生态学的学者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研究范式，他们从社会和自然相结合的角度思考环境议题，致力于将环境问题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通过对全球和地方不同尺度的历史、政治、经济因素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辨析，探索适合于地方的环境问题解决之道。政治生态学者们基于POLLEN等学术平台，定期组织学术会议等活动，推动相关议题的研究进展，他们创办了《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专门发布与分享政治生态学的学术成果，《GEOFORUM》、《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等传统期刊也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作为其刊物的主要方向之一，为政治生态学者提供优质的学术资源和发声渠道。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代的政治生态学者通过学术网络平台、新媒体和个人社交软件等工具在知识生产和交流过程中呈现出个体化、去中心化的特征，以合作、引文和数据共享等学术合作网络推动政治生态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本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政治生态学论文、POLLEN平台的机构简介和学者群、政治生态学学者的主要大学、研究机构、NGO网站，以及政治生态学学者个人在社交软件发布的内容等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以期能尽量完整地反映政治生态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1 政治生态学全球学术共同体发展特征 1.1 以批判性为主导的研究范式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政治生态学已经逐渐形成了以批判性为主导的研究范式。用库恩的话说，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建立的标志，也会进一步影响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3]。对于政治生态学而言，不论是在认识论层面对于“自然—社会”二元论的破除，在认识论层面深受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还是在实践层面强调参与性和变革性的要求，都具有浓烈的批判性意味，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到政治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中去。Robbins[2]高度概括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范式，认为政治生态学“提供了一把‘斧头’，砍掉有缺陷的、危险的以及有政治问题的叙述；同时，又提供了一粒‘种子’，让它生长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生态学。” 在本体论层面，政治生态学者批判“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政治生态学不认同环境决定论对自然环境的先天性和决定性理解，也超越了早期文化生态学中对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对环境塑造的主导地位的认知。政治生态学者主张自然与社会的共同生产关系，即自然是政治性的，政治也是自然性的[2]。自然环境不是中立的客体，而是权力、历史与实践建构的产物。环境不是作为固着的背景存在，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样的本体论下，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具有动态性与过程性，是人类活动与生态过程的互动结果。因此，不论是完全不考虑人类社会与个人情感等社会性的嵌入，孤立地从科学角度开展的灾害、土地、海洋或其他环境问题的研究，还是片面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罔顾自然本身能动性的文化生态学研究，都属于政治生态学所批判的“自然—社会”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这一批判性的本体论视角也呼应了近期超越人类的地理学，其本质就是破除过去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割裂的环境地理学研究路径，深层次的思考动物、植物、地质、水体的活跃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互构性和政治性[4]。 在认识论层面，政治生态学认为环境问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环境问题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科学、政策、媒体及话语体系共同建构出来的。在这一层面上，政治生态学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反对技术专家和主流科学对环境问题的权威地位，更倾向于借助地方知识和原住民的传统生态知识展开对主流环境叙事的批判。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政治生态学尤其重视南方国家的环境实践研究，关注西方理论体系对于南方地区环境话语的边缘化，以及对女性、原住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5]。于此同时，政治生态学秉持福珂的知识观，认为不存在客观中立的环境知识，有关环境的知识总是与权力相互交织，反映了特定阶层或国家的利益。在这一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政治生态学鼓励探索环境主体的多元性，强调研究者通过参与式、嵌入性和合作的方式开展环境问题研究，充分认识到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识权力的一部份，要能够跳出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和阶层性，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参与到本地行动者之中，开放性地思考各种情景下行动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逻辑[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