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关系及其作用的科学[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认知由法理空间转向真实空间[2]，强调“人”的主观意念，确立了“人”在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为“地”的人文主义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3]。这种转向在提升理论抽象性和解释力方面具有显著意义，但同时也导致地理学对实体空间的关注被相对弱化[4]。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地球表层系统的影响日益加剧[5]，地理学进入了从地层研究向圈层研究、从单一自然系统向人地复杂系统转型的地理科学新时期[6]。为顺应发展和回应需求，人文地理学者愈加关注大气、海洋、沙漠、高山、外太空及其垂直向度中的权力运作[7-8]，这些位于资本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带，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战略价值[9]，例如离岸大型风场开发[10]、深海[11]和极地的军事勘探[12]，以及无人机技术推动的大气安全治理[13]。由此，地理空间观逐渐从二维平面转向三维体量，即关注地表上下发生的事情。近来围绕体量研究的英文学术社群正迅速成长[14]，尤其是在政治地理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随着体量视角对社会—空间生活及人地关系影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些政治地理学者将这一思潮称为“体量转向”[15-17]。然而，与政治地理学中其他“转向”不同，体量转向的独特性并非在于发现全新现象，而在于对长期习以为常的“水平主义”空间观的省思[18]，“体量”视角强调人类与地球物质交互下的生活空间本质上具有三维性、流动性与情感性[19]。这凸显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交叉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是对学科长期“人与物质不平等关系”倾向的扭转，体现了政治地理学研究恢复唯物主义，回归“物”(things)而非一味进行话语建构的应有之义。不过，体量作为近期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关注焦点，整体尚处于发展初期。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梳理西方政治地理学的“体量转向”及其研究议题，以期为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域拓展和主题整合提供参考与启示。 1 体量视角研究缘起与学理基础 1.1 体量的研究缘起 体量源于英语单词“volume”，译为体积、容积、容量、大量，尽管转译不同，但都能有效传递出与物质能动性、空间维度有关的思维方式[20]。然而，体量在政治地理学中长期缺席：一方面，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大多建构在陆域思维之上[21]，法理学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其专著《大地的法》中指出，法的基础源于对土地的占有、丈量和分配，并依此建构法律的秩序与政治的边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人并非孤立主体，而是始终“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世界”的本质是“天地人神”四重整体，而大地性(earthlinness)是四重整体的根基[22]。这些哲学传统深刻影响了政治地理学的水平主义倾向，使其在高度、深度、角度与倾斜等体量维度上的思辨相对薄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地理学受到客观化科学技术和系统调查的主导，理性原则支配着对空间的理解[23]。这种以定量分析和技术逻辑为基础的空间观导致了列斐伏尔所描述的现象：“一方面，‘真实’被简化为存在于白纸上的、没有其他性质的规划；另一方面，被简化为绝对冰冷的纯粹景象、一个镜面或图像的平面”[24]。结果，政治地理学对领土的理解多局限于平面或区域(area)思考，缺乏与物质有关的思维方式以及散漫的能动性概念[25]。这种疏忽使得研究者难以觉察深刻嵌入领土、国家安全、能源转型与具身体验中的地球物质性与流动性[26]。 体量研究可溯至2002年以色列建筑师魏兹曼提出的“垂直性政治”，系统阐释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阿拉伯聚落监控的纵向地缘政治架构：通过立法将海拔400m以上区域划为军事禁区，利用地形高程建立瞭望塔网络，再配合地下含水层管控，创造出立体的殖民装置[27-28]。权力不仅具有垂直维度，也体现在斜角、坡向等多面向性(multi-dimensionality)[29]，例如欧洲大西洋沿岸具有倾斜角与倾斜面的大型防御工程，挑战了以往僵化于垂直角的设计思路。这些案例表明当前国家权力运作的两个核心维度：多面向性和计算性[7，30]。换言之，国家主权不再局限于水平面的领土争夺，高程数字本身成为权力标尺，涵盖了从海底到天空的多维度空间控制。在权力向体量辐射过程中，技术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9]：从飞机到隧道掘进机，从卫星监控到网络战，一系列技术实践不仅改变了空间的物理形态，也重新定义了权力的边界和范围。领土逐渐被视为一个糅合了政治、地理、经济、策略、法律和技术关系的“综合体”[31]，传统基于扁平有界的“区域”概念受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权力在垂直维度渗透的“体积领土性”[32]。这一转向不仅开启了国家通过三维空间层叠实现控制的全新范式，也促使政治地理学重新审视“领土”的定义，引入体量视角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讨论。 1.2 体量的理论进展 随着“领土即水平地表”的传统观念被打破，政治地理学日益采用“体量”概念来研究三维空间，从而激发出对地缘政治行为与实践的新见解。在理论层面可分为两条脉络：一是倡导体量是具有开放系统的物质元素复合体，其落脚点在于领土政治需要超越陆域中心观，涵盖地下、海洋、大气等多种地球系统体量；二是超越情感—理性二元对立，探讨人们沉浸或栖息体量环境中的情感认知与具身体验(图1)。
图1 体量概念的理论内涵及核心问题 Fig.1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core issues of volume 1.2.1 超越土地为中心的体量政治 早期地缘政治文献往往将体量视为静态的三维空间容器，但体量的理论价值并不在于简单增加垂直维度，而在于深入理解领土政治与地球物质性的纠缠。继魏兹曼之后，政治地理学者艾尔登[9，33]系统讨论了国家、权力与领土关系，提出“容积”(volumetric)概念，旨在概念化现代国家权力的体量化运作。他对体量的容积解读深受福柯生命政治[34]的影响，即在国家治理中将人口而非领土作为权力运作和治理的首要对象，但他也直言，人口并未取代领土，二者均为现代国家权力的重要目标，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家如何治理地球系统上，即“地球政治”(geo-politics)[35]。“地球政治”不同于生命政治，它依托地理测量、空间测绘及地球系统科学，而非单纯生物统计方法。尽管容积概念凸显了地球物质性在国家治理术中的价值与作用[17]，但相关讨论仍多集中于陆地及地表起伏，呈现出明显的土地偏见。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倾向限制了对“地球政治”的理解[23]，尤其是在人类经济活动、政治冲突与环境争议日益发生于冰川、沼泽、岩礁、深层地下及水下等非水平空间的背景下。这些体量空间需要新的思考方式，以理解国家和资本如何将自然作为权力运作的对象[36]，如何运用新地球物理工程技术改造地球系统、达成特定的经济目的或扩展领土[37]。在这一新型领土政治中，非人类物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