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双边贸易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1]。美国自2025年2月1日起，先后两次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后又追加34％的“对等关税”，将部分中国商品的综合关税提高至145％。作为回应，中国于同年4月将对美报复性关税提高至125％，此外，美国还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加征25％关税，并对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关键工业产品实施高额关税，进一步将贸易冲突范围扩大至全球。这加剧了当前中国面临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诸多挑战[2-5]。为应对上述挑战，本文从中国区域视角出发，分析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为产业政策优化和战略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外部冲击对国内区域经济的影响正在引起学界关注。外部冲击指外部条件或政策变化对国内经济结构和贸易活动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关税作为贸易政策的关键工具，是外部冲击的重要体现[6]。进口关税变化对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和质量、企业研发、企业生产技术选择等造成影响[7]。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加征不仅削弱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关键产业的发展[8-9]。具体而言，一方面，关税增加了商品出口成本，致使价格优势下降[10-11]；另一方面，关税的提升促使全球供应链调整，加剧了中国产业链的外迁压力[12]。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及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主要聚焦于关税变动对中国GDP及相关产业的影响，鲜有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影响的定量评估。然而，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差异显著、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新一轮贸易摩擦对中国区域的影响必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探讨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在方法方面，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计量模型、结构估计及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等方法[13-19]。然而上述研究受限于较粗糙的数据颗粒度，均无法充分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区域层面的影响。同时，虽有部分学者尝试利用拆分后的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研究，如孙嘉泽等在探讨美欧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时采用了拆分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GTAP11数据库，但其研究仅关注产业的细分效应，并未进一步分析区域层面的影响[20]；段玉婉等基于CP模型框架构建了内嵌中国区域的全球模型，但其对区域间要素流动机制的刻画仍存在改进空间[21]；樊海潮等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修正，但其投入产出数据的平衡性仍需提升[22]。鉴于此，如何将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有效纳入全球一般均衡框架，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模型、数据库构建及情景设计 1.1 模型及数据库构建 当前，传统的全球CGE模型存在以下不足：①在全球框架下缺少一国的区域层面信息，无法在全球框架下刻画外部冲击或政策对一国内部区域层面经济活动的影响；②缺少进口中间品来源的刻画机制，难以准确分析政策变化对全球供应链结构所产生的影响。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分别对数据库与模型进行构建和改进。 ①数据库方面。通过将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GTAP11数据库，使数据库能够更加细致地刻画中国各省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从GTAP第11版数据库中提取2017年中国国家层面的投入产出表，并结合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各省份的中间投入、增加值、消费、投资系数以及各省份在全国进出口中的比例，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信息嵌入GTAP数据库。为最大限度还原各省份真实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采用交叉熵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平衡，使用各省份的中间投入、增加值及进出口结构作为约束条件，在确保各省份总产出、增加值及贸易总量加总后与GTAP11数据库中中国的原始数据的数量和结构一致的前提下，确保省级各产业的投入产出平衡，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引力模型估算中国省级层面交通运输成本的供给和使用矩阵。随后，参考李善同、孙嘉泽等的方法[23-24]，通过细分31省份及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投入与最终消费矩阵，完成内嵌中国31省份和全球12个主要经济体MRIO数据库构建工作①。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各省份以及世界银行的宏观数据(包括GDP增速、人口增速、劳动力增速等)，通过动态递归方法将2017年的基础数据升级至2024年。此外，基于中国海关数据2024年中国省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以及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数据，对数据库进行校准，以确保新建数据库的贸易结构与2024年的实际情况相符，并再次使用交叉熵方法对数据库进行平衡。 ②模型方面。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相较于传统的全球CGE模型，该模型对生产、消费和贸易等模块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并将进口变量的维度扩展到区域层面，以更精准地识别进口来源。具体而言，在省级层面，引入“调入—调出”机制并细化了各省份产品的来源结构；在国际贸易层面，设计了“进口嵌套”机制，能够明确区分来自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产品。这些改进不仅有助于在国家层面追踪中间品与最终品的来源与去向，也能在中国区域层面准确区分中间品或最终品的“调入—调出”路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生产模块为例，详细介绍在模型方面所做的关键构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