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中老—中缅边境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

　　1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对抗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合作、竞争[1-2]。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推动下，地缘上毗邻或邻近国家的开放与协作程度不断加深。边境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门户区域和空间实体，已成为发挥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和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阵地[3]。毗邻国家以地缘政治经济机制为契机开展的经贸往来、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廊道建设等，对边境地区土地利用变化(Land Use Change，LUC)造成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影响[4]。这一过程是“空间生产”理论在边境地区的生动体现，即地缘政治经济力量通过制度安排和物质实践不断重塑边境空间的物质形态与社会功能[5-7]。厘清边境地区LUC的时空特征、地域差异及其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对于毗邻国家更好地开展跨境合作和优化边境地区土地管理、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由来已久且较为成熟。国内外学者围绕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8-9]、景观格局[10-12]、驱动因素[13-15]、影响效应[16-18]、模拟预测[19-20]等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工作。研究区域主要聚焦于人类活动强烈(如大都市区)、生态环境脆弱或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如青藏高原)[21-22]，而兼具地缘属性和特殊区位的边境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往往容易被忽视。相应地，边境研究方兴未艾，多集中在口岸与经贸、社会建构与公共管理、边境旅游与人口流移，以及冲突对抗与地缘安全等领域[23-26]，但其土地利用变化问题则相形见绌。

　　立足边境地区LUC，“权力—制度—尺度”三重视角为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融入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地理依托。首先，在权力维度方面，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是权力与资本交互作用的产物，边境地区的地缘主体(即毗邻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土地重构为“战略空间载体”[27-31]。这种重构既体现为显性的权力冲突，如南苏丹边境地带因军事对峙导致的大面积耕地撂荒和森林损失[32-33]，朝韩非军事区因长期隔离演变为生态“意外保护区”[34-35]；同时也体现为隐性的资本影响，如跨国农业资本推动中南半岛森林景观向橡胶林、种植园转型[36]，中老铁路通过提升交通可达性引导沿线土地从自然向耕地、建设用地等人文景观转变[37-38]。其次，从制度维度来看，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引导资源配置[39-41]，边境土地开发始终伴随制度冲突与调适[42-44]。例如，东欧剧变引发的社会经济突变，直接导致乌克兰、波兰、捷克三国交界地区土地覆被与景观的跨境分异[45-46]；边境贸易协定与经济特区政策则通过制度激励，驱动建设用地沿口岸呈爆炸式扩张[4]；跨境流域相邻国家之间签订的水资源管理协议，对水土资源的共同开发利用。第三，尺度政治与治理重构理论则凸显了多层决策的交互影响[47-50]。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通过“国际组织规划—国家战略承接—地方试点落地”的尺度传导，将亚洲开发银行的区域蓝图转化为东南亚边境口岸土地开发细则[51-54]。

　　尽管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边境地区LUC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多数成果聚焦单一机制(如武装冲突下的LUC、贸易驱动的森林景观演变、跨境基建对土地功能的线性影响等)，缺乏对“权力—制度—尺度传导”协同作用的系统解析；其二，尽管案例积累丰富(如从东欧剧变后的土地覆被分异到中老铁路的景观格局重塑)，但地缘政治经济影响的量化模型与跨尺度动态模拟仍待突破。总之，理论与方法的双重滞后，制约了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边境地区LUC影响的解释力与量化。

　　回顾过去，脱胎于地理学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长期侧重于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相较而言，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与边境地区LUC的耦合关联分析不足，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边境地区LUC的影响量化尤为匮乏。由此，边境地区LUC如何受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怎样量化等问题亟待解决。鉴于此，本文结合GLC_FCS30土地利用数据和GDELT新闻媒体大数据，依托“权力—制度—尺度”理论框架，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定量解析了1985年以来中越、中老、中缅边境地区LUC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以期为中国南下推动“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推动边境地理学领域发展。

　　2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与边境地区LUC耦合关联的理论框架建构

　　2.1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边境地区LUC的影响解析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是主权国家或地区基于地理邻近性形成的动态交互系统，其本质是权力、空间与资本的三维耦合[55-57]。这一概念源于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政治权力通过空间实践实现资本增值的辩证过程：权力属性体现为国家间政治博弈对地理空间的战略影响[58-60]，如朝韩军事缓冲区通过土地管制强化安全边界；空间属性表现为地理邻近性对跨境要素流动的双重作用[60-61]，既因交通可达性提升促进中缅口岸土地功能转型，也因长山山脉等地形阻隔加剧老越边境区域发展差异；资本属性通过投资、贸易等经济要素的空间重构实现价值增值[62-64]，如老挝磨丁经济特区从农业用地/林地向物流枢纽的转变。

　　上述维度的动态交互形成三重特征：其一，竞合二象性揭示合作与冲突事件的共存规律(如中越南海争端与跨境贸易并行)，符合地缘经济竞合逻辑取代传统军事冲突的趋势[1]；其二，尺度嵌套性表现为国际协议(RCEP)、国家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与地方政策(口岸规划)的多级传导机制，通过制度安排重塑边境土地开发模式[49，58]；其三，空间响应滞后性强调地缘关系变化需经制度调整、资本流动等中介变量方能作用于土地利用，如中老铁路建设5年后沿线土地开发强度显著提升。本文通过GDELT数据量化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可观测内核：以事件关注度(新闻频次)表征权力博弈强度，以戈德斯坦分值反映经济交互方向，以语调差值捕捉制度建构倾向，三者构成“压力—状态—响应”链条，为解析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与土地利用变化的交互机制提供理论锚点。